大國崛起，民族複興、社會轉型，不可能沒有困難。但“困難”並不必然就是“兩難”。“困難”者，戮力同心可攻而克之；“兩難”則意味左右不是無可適從。
可是，當越來越多的現象表明中國社會確實存在“兩難”，或者更準確地說，當越來越多的人認為中國社會存在“兩難”的時候，我們實在有必要對這“兩難”做一深入的剖析了。
從中國社會發展的現象來看，好像是存在一係列的“兩難”：
——調結構與保增長是“兩難”，不調結構中國經濟發展沒有前途，不保增長中國經濟連當下都沒有了；節能減排與全麵工業化是“兩難”，不節能減排我們資源耗盡了，青山綠水也沒有了，可不推進工業化就沒有現代文明與民族強盛，等等，這是經濟政策上的“兩難”。
——強控製與拓權利是“兩難”，轉型變動中的社會沒有強有力的管製就沒有基本的秩序，可是不給權利以基本的空間又怎是一個邁向文明進步的社會？做蛋糕與分蛋糕是“兩難”，不把蛋糕做大拿什麼去分，可是對於分不到蛋糕的群體來說，蛋糕做不做大又有什麼意義？等等，這是政治變革中的“兩難”。
——主流宣傳與世俗接納是“兩難”，一個社會不旗幟鮮明宣揚自己的主流價值觀肯定不行，可是主旋律抵不過“超男快女非誠勿擾”，麵對社會民眾世俗性的多樣選擇一味去限製也肯定行不通；一個社會不能沒有共同的理想，可是一個大家誰都不明白、不在意的理想就算有也等於沒有，等等。這是文化發展中的“兩難”。
甚至我們根本用不著故作學理狀地去費勁列舉，現在社會上流行的一些段子把“兩難”講得更加形象、更加到位：“科學發展”就是“科學不發展，發展不科學”；“安全生產”則是“安全不生產，生產不安全”；“和諧穩定”更是“和諧就不穩定，穩定不能和諧”。嚴肅的政治話語被如此不嚴肅地解讀，可見“兩難”真是無孔不入。
那麼，這些所謂的“兩難”，是真正的“兩難”嗎？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可問題是，這些“兩難”被我們那些發展的主政者們真心誠意地視為“兩難”，實實在在地當做“兩難”。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些“兩難”是一種“洞穴假象”。
所謂“洞穴假象”是指社會群體由於其立場、位勢、能力等等因素不知不覺中形成一種符合其自身利益的思維方式與行為模式，在這種思維與行為的驅使下形成了他們眼中的“世界觀”。這種“世界觀”對他們來說是真實的，他們並不自覺其中的偏頗與荒謬；在這種“世界觀”的導引下，他們的諸種行為在他們看來都是真誠的，他們意識不到當中的虛偽與可笑。因為他們處在了他們自己的“洞穴”中。
而且，當這種“洞穴假象”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以後，就會形成相應的製度結構與社會意識，讓後來者與新進者無可逃避地鎖定在既有的路徑上，甚至還能形成一種甄別機製將不願意接受這些遊戲規則的群體排斥在外，讓你徒喚奈何。正所謂“凡進來的都是自己人，自己人不會不知趣”。
在這樣的情境下，既有的體製、既有的格局、既有的路徑、既有的觀念，甚至包括既有的毛病都是天經地義的，任何“走出洞穴”的質疑、哪怕是善意的建議都會麵臨很正規的責難。你怎麼能心懷叵測來“拆台”？你怎麼能不講情麵去“破局”？
於是乎，大家都在真誠與努力中不斷地左邊補一下台，右邊再消一下火。如此這般，中國發展怎能不步履蹣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