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曉聲是否如葉楠老說的那樣什麼都有辦法，但是在文學創作上他是多麵手。他的小說自八十年代初、新時期開始，以眾多知青小說而文名遠播，他在電影、電視，以及紀實文學創作中，也是多麵出擊，他的散文雖寫過往生活，有親情的如父愛母愛，以現實性和思想性見長。他的隨筆雜感，直麵現實觸及時弊，有時對體製上的弊端，人文精神的缺失，都給以堅決針砭，而且，也為一些民生問題呐喊，為底層人的狀態鼓呼。他對文人的虛假、沉湎自我自戀，有嚴厲而堅執的批評。為此，他的直率，也讓有些人不快。他在《人生真相》《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和《梁曉聲語錄》等中，論及思想、愛情、友誼，對生活中假惡醜，以及人性的偏失，進行發言。有時不顧情麵，好像一個文學憤青的激昂，而自己大快胸臆，活脫出一個坦率不做作的梁曉聲。我想，他從《今夜有暴風雪》、《那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到《泯滅》再到散文、隨筆，他的文學軌跡由青春的祭奠，到現實的呼喚，再對於民生的關注，時有呼嘯奮進。他是一個激情的理想主義者，一個激昂不失赤誠、本真的人。
不知是否因為他多在沉思和思考之故，曉聲是一個不太愛說笑的人，有時，不苟言笑，矜持得有點木訥，這或可為保持著對社會人世一種有利的觀察方式吧。
讓我驚異的是，他二三年前，還不用手機，也不用電腦。在現代化技術洶洶之勢下，他有老僧入定的淡然，保有原始狀態的寫作和交往，在文人中，特別是中青年小說家中不多見。可是，他卻開了博客，我不知他是如何把文字傳上博客的。即使我等用電腦多年，也不習慣這博客方式。以這樣一個現代信息的平台與社會交往，這不是作家們都能做到的，無疑，可看到了他的另一麵。
他的手書，是較為規範的那種。新時期以來出道的小說家們，雖也有書寫較為勁道有樣的，但不客氣地說，多半是沒有太多手書練習而急速成名後，在寫字方麵先天不足，尤其是年輕一點的。當然，時間也許會助他們成功。梁曉聲不是這樣，他的字是有格有體的，硬朗而流麗也練達，自成體格，一張那個時期商店常見的信紙上，他寫來是好看有樣的。十多年前，文人們雅集，還不太時興會前會後寫字畫畫，可是，那麼多的作家朋友，書法上也算精進有為，像梁兄這樣子的，直接可以在書法上獨當一麵的，我想，經過這多少年的研習，其書藝會更為可觀。
關於散文，梁曉聲認為：
文如其人——於小說未必，於散文定然。散文是最近性情的一種文體。散文最是一麵鏡子，最能映出為文者的形狀……於狹義言之，散文常能代表文學的一種“質”，於廣義而言，散文常能代表文化的一種“魂”——一個時期刊發著怎樣的散文，印證一個時代的糜樸之痕……
我個人喜歡魂清質樸的散文……可惜這樣的散文如今不多……散文尤其需要為文者有文人的性情、心智和靈魂——目前，中國之文人普遍缺的是這個。結果我們在散文的海中卻難覓散文了……
性情、心智和靈魂，這是個高標格的要求，梁兄言簡意賅，直點穴位。
“三劉”再說
“三劉”，是三位劉姓小說家，即劉恒、劉震雲、劉慶邦是也。
“三劉”之說，是十六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三劉”小說》（發表於《作家》1993年）中，對當時正走紅的他們以此名之。“小說”者，稍稍說說之謂，或理解為說三人的小說。他們三位同在北京，在寫實一路，小說風格有些相近，其出道時間也大致相同，我就此打包捆綁，好像還得到了認可。
其實，散文方麵，“三劉”好像不著意經營，或者說不太突出。“三劉”的散文，一如他們的小說，在文氣文風上，各不相同。劉恒的銳利，震雲的俏皮，慶邦的溫潤。收入本書中的分別是，劉恒的《立誓做個嚴父》《火炕》；劉震雲的《輪船》《童年讀書》；劉慶邦的《兒子是什麼》。
他們散文有相同的題旨，描寫的是親情和家事，也有過往的經曆和記憶。這是散文的傳統路子。不同的是，劉恒的語言實沉而銳利，有板有眼的，不乏小幽默；劉震雲的簡潔敘述，劉慶邦的溫婉表達。他們不約而同地展示了親情，尤其是兒子的描述。有意思的是，劉恒的散文《火炕》開篇，說到約他作文的就是劉震雲，他在任職的農民日報開了專欄，約請各個名家寫稿。
我在當年的《“三劉”小說》中，已談及了與他們的交往。幾乎也是差不多的時間，也是在他們即將走紅的當兒，與三人漸漸熟識起來。遺憾的是，當年“三劉”為編散文選給我的信，僅存劉震雲的一封。
為了統一，我從劉恒和劉慶邦其他的信件中，找出兩信，展示三位小說家的字跡書法，也說及到他們的文學或文學的往事。
劉恒的信是在1991年2月寫的，早於這批作家的書信，這是一封控訴而憤怒的文字，起因是副刊轉載某報一篇文章，不點名批判他的電影《菊豆》，獲得國際提名獎，說“那裏麵有通奸，有謀害，有少年兒童的精神分裂，有中國形形色色的愚昧與落後，有放在任何年代都可以存在的時空……床上動作，謀夫通奸，把諸如女人小腳之類視為家珍，奉獻到國際上任人玩味與品評，是對中華民族的醜化與汙蔑”……雖未指明，也可看出是說劉恒由小說《伏羲》改編、張藝謀導演的《菊豆》。大帽子，上綱上線，這架勢，劉恒兄如何承當得了。他當時就住在報社大院宿舍，常到我那兒，不由分說，劉兄激憤難平，寫有三大張紙，連同剪報，趁我不在，留我辦公室：“請向有關人士口頭表達《伏》作者之不滿，並同時表達他作為一個順民的無奈”，劉恒說。當然，畢竟那是文藝高壓期，陰雲如磐，畢竟我也無能為力，“我也不想與該作者論短長，因我有更有意義的事需要做。”他也自嘲，“你我就當此事是個玩笑吧”。還在信尾“摘錄影片俗語”——一句外國電影盡人知曉的口號，說是“與君同樂”，氣憤之餘也相當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