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雜文寫作之外，這時期代表鄧拓文學成就的還有兩類。一是文藝性的散文，包括遊記和特寫；另一類是文學藝術的評論文章。這些文章大部分收集在出版的《鄧拓散文》中。文藝散文有《可貴的山茶花》、《一個新發現的神話世界》、《從天安門到全中國》、《令人懷戀的漓江》、《聽琴記》、《國殤、詩魂、詩的永生》等篇。其中《令人懷戀的漓江》和《可貴的山茶花》是鄧拓散文創作中風格穠麗雋永的代表。這些文章師法我國古代明清散文家托物言誌、創造意境的表現手法，又體現出知識性和文學性渾然交融的特色。
另一類是鄧拓對於藝術的考證研究，和對文藝作品的評述。鄧拓的涉獵廣泛，興趣廣泛，對古書畫的收藏和對古文物的鑒賞，興致尤濃。1959年，他受任為中國曆史博物館籌建小組的負責人，利用工作之便，對館藏文物進行了鑒別和研究，他還把自己收藏的珍貴文物捐獻給國家。對些有爭議的古畫，他進行研究，先後對蘇東坡的《瀟湘竹石圖》和南唐畫家周文矩的《太真上馬圖》進行了分析甄別，寫文章介紹研究成果。尤其是對流散的蘇東坡畫作，他的言之鑿鑿的分析文章，為一時之佳話。
由於鄧拓對繪畫藝術的愛好，他十分關注繪畫藝術的創作發展和史實研究。他擠時間去參觀畫展，寫文章積極推薦。他對工農群眾的畫，十分愛好，專門寫了《論中國大眾的畫》一文加以介紹。他稱讚“兒童畫風格”，鼓勵這些後輩的藝術成就。看了海防前線寫生畫展以後，寫文章讚美他們是“從戰火中迸射出藝術之花”。從1958年起，他先後發表了十多篇繪畫藝術的文章，其中也有他深入研究中國古代繪畫藝術所寫的探討性的文章，在學術和史料方麵都很有價值。此外，他還寫有一些戲劇和電影評論。這是他的創作獲得了大豐收的時期。
不幸的是，好景不長，“文革”災難突然降臨，真理的聲音窒息了，思考者被打入冷宮。鄧拓的《夜話》是在1962年9月寫完《三十六計》後收筆的，但他的創作活動仍然繼續著。直到1964年7月，他仍以辛辣明快的文筆寫作《三家村劄記》。1963年11月21日還以“左海”的筆名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鄭板橋和板橋體》這樣尖銳潑辣而有思想分量的文字。
1962年夏天，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出現了過分誇大階級鬥爭的傾向，特別是在1964年，江青出於不可告人的目的，掄起文霸的棍棒，以莫須有的罪名，對一些作品進行無理的撻伐，任意誣為毒草，一時間，文藝界一片肅殺之氣。1965年，鄧拓基本上沒有了創作，但在這年年底，當看到文痞姚文元在上海報紙公開批判《海瑞罷官》的時候，鄧拓在1965年12月12日的《北京日報》上，以向陽生的筆名發表了《從〈海瑞罷官〉說到道德繼承》的長篇論文，認為這是學術問題，可以展開討論，對姚文元等的做法表示了極為不滿。
可是，在林彪、“四人幫”圍剿《海瑞罷官》之後，終於向《燕山夜話》和《三家村劄記》舉起了屠刀，政治上的高壓不斷加到鄧拓頭上。鄧拓曾說，他欠下了許多酬不盡的文字債，此時此情，使他預感到今後能夠寫作的機會不多了。1966年初，他排除了眼前的幹擾，整理了早已構思的一篇關於畫家吳作人藝術生涯的散文，對藝術家的創作道路進行了分析。在江青、姚文元之流舉起文化專製的大棒，掄向文學藝術界、摧毀文化學術人士的時候，作者寫這樣的文章是一個嚴峻的抗議。誰能料到，這篇《吳作人藝術生涯》的散文，竟是鄧拓最後的筆墨。
1966年5月18日淩晨，鄧拓不幸含冤去世，他以自己的生命向江青、姚文元一夥作了最後的抗爭。臨死前，他在給中共北京市委領導的遺書中，對江青一夥潑給他的汙穢，進行了有力的駁斥，對黨和人民表示了耿介誠實的胸懷。鄧拓是不幸的，幾十年來，出生入死，不避斧鉞，磨煉了他的筆和意誌。然而，在人妖鬼魅羅織的文網中，他卻罹難陷身，毀滅了筆以至生命。鄧拓有詩說，“莫道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這好像是讖語，血的教訓令人痛心！
“千古文章未盡才”，“健筆終存天地間”。他的戰友楊述在寫給他的挽詩中讚揚他。這個評價代表了喜愛他的讀者們的心聲，鄧拓以他大量的飽蘸血淚的文字，證明他的生命永存。
1981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