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家言，無所得就無所失。許多曆史輝煌是由英雄成就的，但在另一麵也產生了許多失敗者，這也算是曆史的得失。人應如何逃脫注定的命運？
商鞅：為變法付出了生命
易主身敗奈若何
革命與改革異同皆有，中國曆史上有很多不成功的革命，也有很多不成功的改革。成功的革命使江山易主，成功的改革使江山穩固，前者自下而上，後者自上而下。封建中國的改革總是由某個當權者提倡，被另一個當權者製止，其具體實施者往往處境不妙。
斯賓諾莎在其“欲說明君主整體和貴族整體如何組建才不會蛻變為暴政”的《神學政治論》中所言，“一個國家如果其和平依賴於它的國民怠惰無能，使他們又如綿羊一樣，除了奴性以外什麼也不知道，這與其稱之為國家，不如稱之為荒蕪的沙漠更恰當些。”
對封建中國的政局來說，很多改革者實乃是在“荒蕪的沙漠”中舉步維艱的駱駝，穿過漫漫塵沙之後幹癟了昔日豐實的駝峰，在倒地的瞬間，目光似乎還遙望著遠方的綠洲。
商鞅的境遇可以為此佐證，這位衛國國君的公子曾在魏相公叔痤府中任中庶子，以多智和勇敢而得到公叔痤的賞識。公叔痤臨終前，魏惠王前往探視，問其身後的治國大計。公叔痤向魏惠王推薦了商鞅，說這個中庶子雖然年輕，但身上有奇謀，“少好刑名之學”，對國之發展有重要意義，並千叮萬囑：“如果不用商鞅，一定要殺掉他，不要讓他走出國境。”可魏惠王不以為然。
後來商鞅聽說秦孝公招募賢人，因這個西北邊陲的國君名不載諸侯之列，隻有通過開放式改革才能振興國家，這對商鞅來說確實是難得的機會。他通過孝公的寵臣求見，因不了解孝公的真實打算，他在晉見時試探地談及儒家的帝道與王道，都沒有引起對方的興趣，甚至使孝公昏昏欲睡。這時，他談到了法家以強國之術為內容的霸道，秦孝公頓覺此乃醒人之語，遂與之談論三天三夜，進而決定任用商鞅實施變法。
被封為左庶長的商鞅具體製定了變法律令，他恐怕百姓不遵守新法令，於是將一根三丈長的木頭樹立在國都南門之外，告之國人：“將此木移到北門者獎十金。”很多百姓對這種舉手之勞即獲厚賞之事感到奇怪，因而都圍觀而無所為，商鞅見狀說：“有能將此木移到北門者給五十金。”有人嚐試移木至於北門，真的因此獲得賞賜，通過這個辦法，商鞅得到百姓信任。
本是強國富民的改革，卻要煞費苦心地爭取百姓信任，從中似乎能較為清楚地看到秦民、秦法和商鞅的關聯。同是改革家的王安石詩曰：“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得到百姓的支持與擁護，是變法成功的必要條件。
商鞅將李悝《法經》與秦國實際相結合，改革涉及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麵，其主要內容是：頒布法令，製定連坐法，以重刑治政；重農抑商，獎勵耕織墾荒；重賞軍功，禁止私鬥。
該法令頒布後，其改革取得初步成效，秦國發展加速。商鞅被提升為大良造，其權力大抵等於相國兼將軍，當時他感覺良好，大權在握的商鞅在第一次變法成功的基礎上開始第二次變法：遷都鹹陽，行郡縣製；廢井田，開阡陌；征收軍賦，平抑賦稅；統一度量衡，革除戎狄風俗。
當時的鹹陽有“據山河之固，東向以製諸侯”的良好戰略位置，商鞅大概從一開始便有逐鹿中原的考慮，“廢井田，開阡陌”設置了全新的封疆，很多村落、鄉邑被合並為郡縣，全國政權和軍權集中，封建政體逐步確立。讓利於農民的“初為賦”、“訾粟而稅”緩和了階級矛盾，保證了國庫收入，避免了社會弊端，鞏固了封建統治。
變法反映在軍事上表現為對魏的桂陵之戰與馬陵之戰的勝利，秦國因之收回黃河以西的大片失地，“據山河之固，東向以製諸侯”，秦國大業可期也。
從諸多方麵都能看到商鞅變法成效顯著，“主以君安，國以富強”，“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此舉可被追溯為秦始皇後來吞並六國的基礎。
有如此佳績的商鞅變法起初便遭到貴族的反對，理由是“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反對處於理論層麵，商鞅駁之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複，何禮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禮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
在他步步為營的計劃逐步實踐的過程中，商鞅被封於商地，得城邑十五座，並號之商君。因其執法嚴格，很多律令嚴重損害了秦國貴族的既得利益，“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其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戈大強，諸侯畏懼”。反對開始進入實踐層麵，但有秦孝公的支持，貴族無可奈何。
及至孝公年邁，商鞅掌握國家軍政大權，周圍勢利之人眼熱，政權之爭頓起。病重的孝公曾打算讓位於商鞅，以求秦國持久強大，商鞅未接受，因為此非人臣之舉，但這時他的生命安全已成問題，出門皆需保護。等到秦惠文王即位後，商鞅的處境大為不妙，昔日的太子成為國君，對當年差點兒使其失去君位的商鞅自然有些看法，當貴族聯名狀告商鞅有謀反的企圖時，秦惠文王並不認為這是誣告，派官吏逮捕他，商鞅隻有逃跑。
此後的商鞅接連遭遇自己以往製定的法律的懲罰，由於法律比較嚴密，出逃難以成功。比如商鞅的法令規定，住宿要有身份證，無證之人要遭到逮捕，處於困境的他不能使用身份證，隻好打算逃到魏國去，卻遭對方拒絕，因為他棄魏投秦之舉讓魏國極為反感，何況其在秦魏戰爭中曾起過主導作用，魏國這時候當然不能接受商鞅，無奈的他最後隻能負隅頑抗，在自己的封地上組織民兵，抵抗前來討伐的國家軍隊，由於這支軍隊曾是他親手打造的強軍，結局可想而知。
寡不敵眾的他被秦惠文王車裂而死，又因其製定的法律而遭滅族慘禍，但其法令並未因其被車裂而結束，秦國仍然沿用其法，並逐漸強大。
為變法殫精竭慮的商鞅成為改革的犧牲者，其失敗在於沒有看清楚秦朝統治階層的權力格局，方式過於強硬，但若迎合統治階層的利欲，變法的實際功效必然大打折扣，忽視阻礙變法的消極力量，得罪可能日後反攻的既得利益階層，隻能自絕後路，為智者所不取。
從可控層麵上看，商鞅沒有看重教育的力量，沒有更好地調動起社會各階層的積極性，沒有指出變法的長期意義，以至於新任國君無法信任他。但商鞅之敗更多的表現在不可控層麵上，即為中國封建宮廷謀劃，而缺乏自身長遠安危考慮的實幹之舉大抵都要付出沉重的代價，古代真正的改革家之結局多如此，易主身敗奈若何！改變改革者的命運，唯有從變革封建政治製度的角度著眼，此舉隻能寄希望於風起雲湧的社會革命。
呂不韋：奇貨可居到頭一場空
奇貨可居利千萬
封建中國的商人地位並不樂觀，很多商人為了光宗耀祖，用銀錢捐來頂戴花翎，以證其祖墳冒青煙矣。在“士農工商”的排行中，商人處於末座，麵子上很難看。商人成為相國，這種身份轉換在任何年代都屬超常規運作，呂不韋這件事做得漂亮。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事實盡管如此，但人們總是很矛盾，在很長的時間時，商人都成為被壓製、被嘲笑甚至被打擊的對象。在這樣的情況下，商人要獲得全社會的認可是非常難的，他們不得不采取迂回的辦法來獲取社會地位與名聲。
這種狀況發端甚早而持續時間不短，早在先秦時代，經商致富的呂不韋就曾為此感到難過，他與其父的對話頗能說明其轉行的考慮，子問：“耕田之利幾倍？”父答：“十倍。”子又問：“販賣珠寶玉之利幾倍？”父又答：“百倍。”子再問：“若扶立一人為王，掌握山河，其利幾倍？”父再答：“安得王而立之?其利千萬倍，不可計也。”利潤差異如此之大，呂不韋深感轉行的必要，決定大規模地進行政治風險投資。
呂不韋有膽有識有眼光，以商人的身份掌握山河猶如癡人說夢，必得有官場中人佐之。在趙國做人質的秦公子異人是呂不韋最初的結識者，他認為此人“奇貨可居”，不僅用金錢幫助異人，還為異人爭得繼承王位的資格。
時值秦孝文王主政，其寵妻華陽夫人無子，呂不韋通過華陽夫人之弟與華陽夫人熟識，極讚子楚才高德著，“華陽夫人是我異人的精神依靠，日夜泣思父王及夫人”。
華陽夫人覺得很有麵子，呂不韋適時指出：“臣聞以美色而得寵幸，及年老色衰時即不再，今夫人侍奉太子，若趁此選出繼承之人，則國君在位時尊寵，國君百年之後，其所舉薦之子為王，則永不失尊寵之勢，真乃一句話而得百代之利啊！倘不在寵幸時為身後作好準備，等到色衰愛馳，雖進語又安能使國君言聽計從？諸公子中數異人最賢孝，還願依附夫人。”華陽夫人明白他要說什麼，後來異人順利即位，任呂不韋為相國。
在扶植異人（子楚）為秦王的過程中，充分體現了呂不韋的智謀與膽略，因此他也獲得了豐厚的回報，從商人搖身一變成為相國。他看透了華陽夫人和異人的發展空間和欲望，他指導他們如何實現欲望，自己從中漁利，因為合作是長期的，所以呂不韋的要求會得到滿足。
為鞏固這種聯盟，呂不韋做了很多事情。比如在其所娶的邯鄲諸小妾中，他曾與容貌姣好且能歌善舞者同居，該妾因之懷有身孕，這樣的美妾被異人看見了，一見鍾情而產生愛慕之心，甚至請呂不韋把美妾賜給他。異人這個要求非常過分，“朋友之妻不可欺”，恩人之妻更加不該求，但他偏偏求了，呂不韋又能怎麼辦？難道要跟他翻臉嗎？那樣太得不償失了。更何況，美妾也很願意，大概看中了異人之位，男歡女愛如何阻攔？美妾未把懷孕的事告訴異人，後來生下嬴政，對呂不韋自然很親近。
子楚繼位成為莊襄王，三年後由年幼的秦王嬴政繼位，嬴政稱呂不韋為“仲父”，呂不韋確實有“欲以並天下”的願望，他對秦朝的變革並非無所作為。比如主持編撰《呂氏春秋》，在文化史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當“儒墨先起，黃老繼之，進而有名、法、兵、農各家，各執一端，爭論不休”時，呂不韋同戰國四公子一樣禮賢下士，門人多達三千，他們綜合百家九流之說，暢論天地萬物古今事。該書有八覽、六論、十二紀，注重儒道兩家，對法墨兩家采取批判的態度，“諸子之位兼有之”，可見其“雜家”意味。《呂氏春秋》為秦朝統一六國作論證，書稿質量不錯，呂不韋非常滿意，“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其曆史價值足可稱開啟兩漢當然是後話。
呂不韋的人生道路開辟了“官商”的先河，把政治當做商業來經營，思路可謂獨到。封建中國的社會分工盡管清楚，但牽涉的職業範圍廣泛，呂不韋的商業氣魄驚人，他不僅在用商品作交易，更是在同國家、同命運和未來作交易，其間的機敏靈活和對時機的把握都恰到好處。
“江山代有才人出”，隨著秦王嬴政年齡增長，對權力的渴望越來越直接，當他即將親政的時候，呂不韋意識到要發生相權和王權的矛盾。他的判斷力非常準確，但從多方麵作的準備卻不盡聰明，呂不韋昔日將寵妾贈與異人，其後又多與身為皇後的嬴政之母私通，盡管事出有因，但傳到嬴政的耳朵裏，畢竟非常難堪。嬴政即位之後，昔日的寵妾成為太後，呂不韋深知不可再與之有曖昧往事，他的辦法是找替身以金蟬脫殼，以假宮刑的方式使進入內宮。
身體強壯，能讓太後快樂，甚至與太後生有二子，他沒有呂不韋的智慧，打算廢嬴政而以其子取代，每當與人發生爭執時，他都氣憤地說：“我是國君的假父！”哪裏知道，他要取代的君主日後一統江山，“一家天下，兵不複起”，結束了長期的諸侯割據的局麵，建立了以鹹陽為都城的幅員遼闊的國家，其疆域北起河套、陰山、遼東，南至嶺南，東自東海，西達隴西，社會生產力不斷發展，政治組織能力不斷上升。
畢竟是粗人，他要在嬴政加冕時兵變，這場兵變很快就被平定了，因為此前嬴政已知真相。粗人必將連累智人，在追查這起事件的過程中，呂不韋被嬴政罷免相職，嬴政致信曰：“你對秦國功勞何在？秦國封你於河南，食邑十萬戶。你與秦王有何血緣關聯而號稱‘仲父’。你與家眷都遷到蜀地去吧！”呂不韋看到大勢已去，感到人生的意義缺失，遂以自殺身亡的方式為人生落幕。
司馬遷認為呂不韋“色取仁而行違”，太史公辯證考察人生的得失，認為“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做《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在遭難而有所得者中，不韋居其一焉。評價曆史人物，當然要持某種價值尺度，但儒家“仁”的判斷或許未能涵蓋全部，關鍵是其“在邦”、“在家”皆不妙，這倒有些讓人操心，“呂子”的境況大抵如此。
呂不韋未能頤養天年，卻也該滿足了，自己畢竟是“龍種”的傳播者，盡管這種父子關係在紛紜變化的封建官場沒有濃厚的人倫內涵，但子成“龍”而父亦有榮焉，何況此“龍”非前“龍”，乃是自稱為“朕”的“始皇帝”。
他的投機方式作為智慧為後人所參考，據說在近代仍得以應用，比如“燒冷灶”，選擇能助自己一臂之力者並不容易，有時候恰恰是選擇失當而貽誤時機，而其關於盈利的思考已經超越了商業範疇，而將對得失的把握推至宏遠的意境，其眼界、謀略和實踐方式若運用到積極方麵，或具有某種恰當的啟示。
司馬遷：悲情人生與後世經典
明主不曉太史公
對封建知識分子的力量應從當前和長遠兩方麵辯證考量，著眼他們的人生際遇，往往離幸福十分遙遠，統治者視其如草芥，若獲罪於君王或大臣，可能被刈除、摧毀，但他們憑著不朽的筆記載基於曆史的判斷，以被懲罰者的身份讓懲罰者經受後人的唾罵。
在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掌握著曆史評判權，帝王將相掌握著現實的生殺大權，二者的界限十分明確，因此帝王將相占盡榮華富貴，卻總是被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知識分子仕途坎坷，但總是被後代歌頌。在雙方所持不同力量的對比上，大抵會得出很多具有曆史感的幽默答案，繼而呈現出文化持久的生命力，司馬遷能在極其艱苦、孤獨且羞辱的環境中秉筆直書，就有點兒這個味道。
司馬遷選擇著史與其家庭文化熏陶有關，其家學淵源可追溯至秦惠文王時的司馬錯和秦始皇時的司馬昌。他的父親司馬談是漢武帝時的太史令，在為官30年間曾有誌於編撰史書，但這個願望沒有成為現實，臨終時將之托付給司馬遷，“毋忘吾所欲論著矣”。
司馬遷未忘父托，自兒時起就博覽古籍史冊的他曾跟董仲舒讀解《公羊春秋》，又隨孔安國讀《古文尚書》，20歲後足跡遍及江淮和中原，考察古籍並搜集史料，可謂史學界的青年俊傑。司馬遷成為太史令，沒有通過科舉或類似的途徑，而是因襲父職，管理皇家圖籍，執掌天時星曆，其間曾與唐都、落下閎等製定《太初曆》，以代替流傳多年的《顓頊曆》。
如果說起初還是在“搜集材料”的意義上工作，那麼此後的司馬遷就開始了“整理材料”，及至不惑之年，他開始撰寫《史記》，但當這項繁重的工作開展到第7年時，一件不幸的事情發生了。
按說這件事情與司馬遷沒有關聯，即騎都尉李陵出擊匈奴失敗，漢武帝要嚴懲，大概是傳統的正義感或責任感之類觸動了司馬遷的神經，與李陵並無私誼的他為“投降的”李陵辯解，說得頭頭是道：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橫挑強胡，昂億萬之師……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轉鬥千裏，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
這種以“款款之愚”、“拳拳之忠”講出來的話很讓漢武帝生氣，“以為仆沮貳師，而為李陵遊說”，司馬遷大概不知其中利害，由於李陵“救兵不至”，傷害了漢武帝寵愛的李夫人之兄、貳師將軍李廣利，結果招來奇恥大辱，“明主不曉”，漢武帝打算把這位批評自己小舅子的知識分子推上斷頭台。
漢朝的刑法認定兩種減免死刑的辦法，其一為以重金（50萬）贖之，其二為遭受宮刑。仗義執言的司馬遷其實是窮書生，家中幾代人的積蓄也遠遠不及50萬，隻好失去男人的物質資本。但他沒有喪失男人的精神資本，在獄中遭受殘酷的刑罰之後，他沒有被奇恥大辱所打倒，而是忍受著莫大的精神痛苦，發憤繼續《史記》的創作，以百折不撓的意誌最終完成，使之成為中國第一部紀傳體文學巨著。
當時的創作環境之艱苦可以想見，他的傷口不容易愈合，長期滴血流膿，周遭腐臭不堪，“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抑鬱而誰與語”。這位承受如此難言的孤獨的思想家感歎道：“禍莫慘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慘禍、悲傷、侮辱、詬罵、抑鬱……似乎以特有的方式成就了封建中國的知識分子，杜甫詩曰：“文章憎命達”，命運多舛的確可以增加文人的生活閱曆，繼而反映在創作上，但這也影射出傳統社會畸形的社會心理。
命運悲慘的司馬遷承受巨大的人生折磨，含辱以承父誌，艱苦卓絕地張揚生命的堅強。他審慎地取材編撰，“不虛美，不求惡，”“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實乃“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在著史之餘，司馬遷作賦8篇，記述了入獄經過和著史的信念。“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棰，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民諺曰，“沒有遭不了的罪，隻有享不了的福”，遭罪至此而仍不改其誌，可謂之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