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思想文化上的異端們無一不是“從明天跳進了今天”，他們衣著單薄卻拿起堂吉訶德的刺槍單槍匹馬地衝殺，到頭來身首異處便怨不得曆史的不公正了。他們威脅了熵的律令，他們威脅了曆史。
1923年，紮米亞京正是這樣獨自浪漫地四下衝殺著，因為那個時候刺槍還牢牢握在他的手中——“砍掉向教條挑戰的異端文學的頭顱是公正的，這一文學是有害的。然而，有害的文學比有用的文學更有用，因為它是反熵的。”“異端對（人類思想的）健康是必要的；如果沒有異端，異端應當被創造出來。”藝術家和作家們“缺乏刺傷自己的力量，缺乏終止對他們曾經熱愛過的東西的愛的力量，缺乏離開他們過去熟悉的飄滿桂葉香氣的公寓邁進開闊平野的力量，缺乏重新開始的力量”。
莫斯科與彼得堡
1929年9月24日，紮米亞京寫信要求退出蘇維埃作家聯盟，因為他“不可能隸屬於一個哪怕是間接參與迫害其成員的文學組織”。1931年6月他提筆寫信給斯大林：
親愛的約瑟夫?維薩裏奧諾維奇：
……我的名字在您也許並不陌生。身為作家，我被剝奪了寫作的機會，這無異於宣判了我死刑。是的，情境糟到令我無法繼續工作，因為在一個一年一年加重了的、有步驟地迫害的氣氛裏，任何創造性活動都是不可能的。
我無意於把自己描繪成受傷的無辜。我知道我在革命後之頭三四年所寫的作品中，有些提供了攻擊的伏筆。我知道我有一個極不予人方便的習慣——寧願講出我以為是真實的東西，而不願說些時下也許是適宜的東西。尤其，我從不隱瞞我對文學屈卑、自賤和隨機色變的態度……我不想掩藏我要求同妻子遠走他國的根本原因，那就是我在這裏身為作家的無望境況和國內對身為作家的我所宣判的死刑……
與其說紮米亞京“選擇了”，不如說他“接受了”生命的自我流放。而這確也是思想的狂野騎手的必然命運，因為他無法容忍紮起的籬牆內誘人的定居式的現實的溫馨。他必須有效地拯救自己的生命，因為他必須延續其自由騎手的使命。
1933年12月，紮米亞京在巴黎的天空下完成了他對20世紀20年代前蘇聯文學的最後回顧。他為這一回顧取了一個極平常卻又蘊含了象征意味的名字——“莫斯科—彼得堡”。流亡的生命空間的轉換使他得以獲取更為廣闊的批判視野，他可以更加肆無忌憚地進行他的“最終極、最可畏、最無畏的為什麼”的詰問了。
把莫斯科與彼得堡放進社會革命的震蕩之中來考察，使得紮米亞京作出了許多極富意味的文化發現。
“莫斯科是陰性的，彼得堡是陽性的。”紮米亞京十分驚異於一個世紀之前果戈理對這兩個俄羅斯之都本質洞見的準確。革命把彼得堡變成了列寧格勒。而依然是莫斯科的莫斯科卻比彼得堡更急切、更盲目地降服於十月革命。“實際上，勝利的革命已變成了時尚，而有哪一個真正的女人不是急追時尚來打扮的呢？”
紮米亞京從建築的石頭的鏡子中，辨認著“革命”在帝國之城的彼得堡與沙皇的莫斯科身上留下的痕跡。規劃整齊完整的彼得堡沒有給革命留下充分發揮的新建設的空間，而風格不一、無規劃、無係統的莫斯科則由於她再一次成為新的“帝都”而大興土木，展現著“新的社會主義經濟”的建築哲學。被稱之為“無產階級風格”，同時也是最時髦的“灰暗、呆板的方塊”四處出現。紮米亞京不無揶揄地指出這些外觀粗糙、看來乏味的無產階級建築，竟連無產者們也都無法理解和接受。他們的抗議表明了“建築若不能掌握兩門相關的藝術——繪畫與雕塑，它便無法解決它的任務”。紮米亞京敏銳地觀察到勝利的革命所表現出的試圖通過在兩個帝都的街道、廣場上矗立紀念碑來使其自身永遠不朽的極清楚的欲望，而他深覺慶幸的是這些作品低劣速朽的材料所呈現的缺乏遠見。
他欣賞持重的彼得堡在處理永久性革命紀念物時表現出的藝術品位：他把列寧像放在靠近工人郊區的地方而不是城市的中心。相反，在對待往昔文化遺存上，莫斯科則顯得缺乏敬重，甚至有些隨意。
紮米亞京是彼得堡“人格”尊嚴的仰慕者，而他疾惡如仇的是逐時尚、易馴服的水性楊花的莫斯科。從音樂到文學，從建築到繪畫，從風格到品味，“不假思索，莫斯科順從地滾向了左側”，而彼得堡則抵抗著，拒絕把他積累起的財富拋棄掉。藝術生命的骨髓是自由，而尊嚴則是她的血液。這就是為什麼紮米亞京這樣忠告說：比起一個輕易變節的敵人來，我們應更加尊重地對待一個頑固不化的敵人，因為他的頑固不化正是他的尊嚴所在。紮米亞京是這樣說的，他也是這樣做的。從流亡的、陌生的土地上，他以他人的和藝術的尊嚴，又在他所熱愛的果戈理、普希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彼得堡的大街上鋪下了一塊沉甸甸的思想之石。
“殘酷的時間將毀滅許多名字，而索洛古勃（Fyodor Sologub）的名字將永留在俄羅斯文學中。”再加上“永留在世界文學中”，紮米亞京對索氏的評價正好可以用在他自己身上。
翻讀著厚厚300餘頁題為《一個蘇維埃異端》（A Soviet Heretic）的紮米亞京文集，他講述的那個波斯雄雞的故事常常令我撫卷深思。而他頑固、自由、有力而狡黠的刺人的笑聲，也會時時衝出書頁的遮攔，在寂靜冬夜的寬闊黑暗裏向四周回蕩得很遠：哈、哈、哈……“我一定結實得很，因為我的腦袋，你們瞧，不是還好好地待在肩膀上嘛！”
就衝著這頑固，對不起，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地獄恐怕依然是紮米亞京們唯一理想的去處。文學以至文化的絞刑架隻要還存在著，地獄的火舌便依然會唱著塞壬（Sirens）的歌。況且，這絞架畢竟比波斯人土裏土氣的殺雞刀利落得多也機智得多，因為在這小小地球上，它是唯一一個結果生命而又不見淋漓鮮血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