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薄薄的書，寫了二十多年，從1978年允許我按自己的興趣讀書開始，一直到今天。當然這二十多年也做了一些別的事，無非是讀書教書寫書——很多都是人生不得不做的事。從馬齒徒長到滿鬢蒼然，多少“事業”不過是人生的規定動作，得分失分都不會太意外。人生悲哀莫過此：動作做完，鞠躬下台，回想起來，隻有一兩個過門動作，允許別出心裁。
這本書不然。這是我想寫的書，沒有人要我寫這種文字，絕對不是任何意義上的課業，既不能靠此爭工資升級，又不能作學術會議發言，到哪個大學都算不上學術成果。一句話，這是純為愛好而寫，是一個有曆史癖的人胡亂塗下的遊戲文字，但是又積習難改，好玩之中，想說出點意思。
本書主要寫20世紀上半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人物——西方人來中國，中國人到西方，看到了什麼，學到了些什麼。為什麼集中寫20世紀上半期？因為下半期這種交流停止了，雖然因此而神遊者反而越來越多，例如薩特神遊“文化革命”的中國。
80年代開始的國際大串聯，人頭攢動，狂潮洶湧。這次的大規模集體舞，每年來回的人數，可能超出上半世紀全部的總和，其曆史印痕，至今不太清晰。因此，除了第四部分說到一些有關情況，暫時就不給當代“交流人物”每人一篇的待遇。
本書寫到的人，絕大部分已經辭世。留下一輩子是非，正好讓我們後代自由發揮。
20世紀，中國人到西方，是去做學生的，徐誌摩去做曼殊菲爾的學生，金嶽霖、張奚若去做拉斯基的學生，吳宓、梅光迪去做白璧德的學生，梁宗岱去做瓦雷裏的學生。大部分人是望門弟子，嚴複沒有做成赫胥黎的學生，李劼人沒有做成左拉的學生，李金發沒有做成波德萊爾的學生，邵洵美沒能做成王爾德的學生，隻是倫敦和巴黎的空氣中，全是這些人的遺蹤神韻。至今中國人來西方，大半還是當學生。像我這樣教書的，隻是教師不是老師。
西方人到中國，是來做老師的：莊士敦來做溥儀的老師，燕卜蓀給西南聯大做老師，杜威羅素蕭伯納來給整個中國知識界當老師，瑞恰慈幾乎要給全體講漢語的人做老師，1951年，最後一位硬想留下來的老師燕卜蓀被趕走，換上俄國人做老師。我個人認為，有師無類，有人講課總比沒人講課好。最好是師出多門，三人行必有吾師；隻要不做一邊倒的“好學生”，不必句句當真理就是了。瞧著把俄國老師也趕走了，天下事益發不可為。
一教一學，教的什麼學的什麼？是近代西方特產，20世紀最重要一門功課，即是“現代性”。中國的現代意識，可以說是“學得性現代意識”，不是中國文化的自然發展。吾友王宏圖謂：“中國文化傳統資源，不敷以支持現代化。”我的看法是，中國傳統文化從來不是用來支持現代化的，而是維持曆史相對穩定地循環往複。不過這不是中國文化的重大缺陷。張之洞挑起的體用之爭，李約瑟發起的中國固有現代性源頭之尋，都是無事生非，自己找事。
現代性及其“進步”觀念，隻是歐洲文化的產物，其他文化都缺乏這種前行性。如果現代化無可避免，學習就是；傳統文化有維持穩定的價值，繼承就是。何必在優劣高下上糾纏一二個世紀，趨長避短見機而作，“何必曰麵子”？
日本人明治維新一開始就能做到這一點，中國五四一代，也能做到這一點。回顧徐誌摩、許地山、聞一多、老舍、劉半農，他們留學時，都遇到這個麵子問題，他們的對付方式，各有千秋，似乎都不像有愧於“民族大節”。就這一點，我們都有必要懷念五四那一代留學生。
也有些西方人感到西方文明大有缺陷，需要好好向東方學習。他們真是西方人中的聖賢。感覺到西方文明存在問題，也就是覺悟到現代性並非萬靈妙丹，“進步”並不無窮盡地給人類帶來好處。這部分西方思想家，不少引用中國作為“理想文明”的榜樣——古代中國，尤其是道家，但是儒家也並不缺少信徒；以及當代中國，尤其是“文化革命”中的中國，幾乎是“另類文明”的地上天堂。
對於這一類中國崇拜者來說，最大的危險，是到中國親曆一番：本書第三部分“夢遊者”中，有幾位短暫到過中國，卻沒有多說。一點不奇怪，他們對所見所聞寧願保持沉默，不想改變頭腦中已經形成的中國神話。還有些更聰明的中國迷如龐德，如韋利，幹脆一輩子不到中國來，遙遙保持“崇拜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