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遊”西方的中國人？就免了。可以說，絕大部分現代中國文化人，如果想向西方學點東西，千方百計到西方走一遭，不會驚破好夢。除了一次大戰之後的西歐荒蕪殘破，曾使梁啟超不勝驚怵，很少有人被西方的現實嚇一跳的。極而言之，整個20世紀中國知識界，從極左到極右，都醉心於這種那種西方思想，整部中國現代思想史，就是朝西的“夢遊記”。有幾個人，能在掃描範圍之外？
我能想起的幾個例外中，有俞平伯，北大《新潮社》健將，1920年與傅斯年共赴英倫，慨然有盡收西學之誌。不料在英國住了不到一個月，就打道回府。後來在自述中說“金鎊漲價，自費籌劃尚有未周”。傅斯年回憶錄說是這位好友“思家心切”，加上氣斯麵包難於下咽。俞出身蘇州名門，同光朝大儒俞曲園脈裔，從小就延請家教學英文，“籌劃”七八年竟然“未周”到一出國門就精神頹唐，終身厭聽“西方”二字。然而俞平伯一生，努力將西方“科學式”批評用於紅學，50年代被批判為胡適學派第一人。或功或過，能歸於一個月的留學？
還有另一個例外：辜鴻銘。此公出生於南洋，在英國留學十年，20歲才踏上中國土地，竟然成為中國傳統文化最激烈的擁護者。中文雖然錯字連篇，卻用典雅的英文宣揚中國文明，而且身體力行，主張男人應留辮納妾，女人應纏腳吸鴉片。很多人說辜老隻是喜歡逆反，作秀而已，他實際上一半西人血統。這倒解釋了一切：辜鴻銘要留著中國不變，以便為西方文明補缺。如果我像辜鴻銘一樣好走極端，我就說此老是個漢奸。
應當誠實說明，這不是一本成體係的書：中西文化交流史，是個嚴肅工作，我隻是弄些奇聞逸事，茶餘談資。哪怕寫人物，也遠遠說不上全麵。我沒有處理中西文化關係中一些最重量級人物：去西方者，我沒有說嚴複、蔡元培、胡適、陳寅恪、趙元任、湯用彤、錢鍾書；來中國者，我不去碰杜威、羅素、馬爾羅、司徒雷登、李約瑟、斯坦因、克莉斯泰娃；夢遊者，我敬而遠之布萊希特、海德格爾、德裏達、福柯。為什麼？因為這些都不是一言可以蔽之的人物，不容易找到一個特殊的焦點，把重大問題說得有趣一些。這些人物都需要專門研究者來處理，不然很可能胡說一通。
特級人物中，唯一的例外可能是龐德。這是因為我從80年代初就研讀龐德，算是對其人其事有點心得吧。
第二應當說明的是，我有意略過了西方所有的漢學家，同樣也不談中國的西方文化研究家，因為他們對對岸的興趣，是職業性的。他們的貢獻自然極大，沒有他們，文化交流就會在19世紀的皮毛上打圈子。但是文化交流的基礎，不是對異國文化的知識，而是對自身文化的卓見——真正起作用的，必須是誤讀，而有意義的誤讀，隻有熟悉自身文化的思想者才能作出。從這個意義上說，跳出新舞步的人物，必然是“業餘”舞者。
最後應當說清的是：此書中我個人的“研究成果”不多，大部分都是讀各種中英文資料，有所感想。感想本是極廉價，這個世界上隻嫌太多。而“切實地掌握第一手資料”，卻是做專家的首要條件。我讀到的資料，都是專家們紮實工作幾十年的成果。我不可能為此書中寫到的近50位人物，都做一番發掘第一手資料的努力，那樣這本書需要至少500年才能完成。
依學術規範，我應當密密加注，說明資料來自何人的功績。但是這些小文，畢竟隻是輕鬆讀物，加注隻能讓非專家讀者厭煩。我在文中盡可能說明資料的來源，尤其當這個源來得有意思的時候。
我唯一可以辯解的是，傳記材料雖然來自他人，我卻設法給每個寫到的人，找一個有意思的，或許國別文學史專業研究者沒有看到的角度。這就是為什麼此書寫了二十多年：傳記多矣，並非讀幾本，就能湊一篇：新角度可遇而不可求，二十幾年來也就隻遇到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