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們麵對的，是世界文學史上一篇著名奇文：影響極大，學術根基卻膚淺甚至錯誤。如何讀這篇文章，就變成難題，尤其對中國人更是難上加難。
《作為詩歌手段的中國文字》，原是美國19世紀末東方學家厄內斯特·費諾羅薩(Ernest Fenollosa 1853-1908)所作，生前隻是草草寫在他的筆記本上。他逝世多年後，才由美國詩人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 1885-1973)加以編輯整理並加按語，於1921年首次發表。
龐德是對20世紀詩歌和詩學影響最大的人物(很多論者認為不應加“之一”)。他以此文為基礎，提出的“表意文字法”(Ideogrammic Method)成為20世紀詩學的一個核心問題，也是現當代詩歌實踐(寫作、閱讀)的一個原則性立場。
中國習詩者大都聞此文之名久矣，惜無緣一見。1987年我完成此譯文，不料所托非人，幾乎遺失。直到1994年，才由《詩探索》印出全文。
但也有可能一讀之後，反生狐疑：立論如此荒謬，如何成為“現代詩的聖經”？僅套一句比較文學常用語“一切從誤讀開始”，跡近搪塞。我下麵解釋，或可參考。
二
費諾羅薩的主要研究領域是日本美術，常去日本。1896年至1900年他年事已高，再度赴日長住，向有賀永雄、森海南等著名漢學家學中國詩，做了大量筆記。1908年他去世後，其妻瑪麗·費諾羅薩整理出版了他的東方美術史巨著，但對此筆記不知如何處理，想找一個詩人與亡靈“合作翻譯”。
大約1912年底，她在倫敦遇到才26歲卻自信心非凡的美國詩人龐德，一談投機。可能是龐德的世界主義、對異國文化的強烈興趣，使她信任了這小夥子。於是她寄給龐德亡夫的全部中日文學筆記。龐德從中“改譯”，1914年出版中國詩集《神州集》(Cathay)，1916年出版《日本能劇》，1921年首次刊出這篇論文。此後這篇論文收入各種選本，出單行本，譯成多種文字。
三
對漢字“形象構成”的迷戀或迷惑，在20世紀初不少藝術家中突然大行其道。愛森斯坦的電影蒙太奇，就是受漢字啟發；美國新詩運動領袖之一埃米·羅厄爾觀賞中國書法，忽悟拆字，以此法譯中國詩一卷曰《鬆花箋》。因此，發現之功，也不專屬於費諾羅薩。
但是，費諾羅薩在漢字構成中發掘出一套今日可稱為符號美學的理論。他認為歐洲文字(以及一切拚音文字)是“中世紀邏輯暴政”之產物，完全失去了直接表現物象的能力，隻是所謂任意專斷(arbitrary)的符號。詞語之間的固有聯係也變成專斷的，如灰漿砌磚塊。
而漢字，費諾羅薩認為，從來沒有失去表現事物複雜功能及事物之間自然關聯的能力，因為漢字由象形圖案組合而成，並非純武斷的符號。這樣的文字，“到達事物本身”。
如此的理論，由一種幾千年未變的文字係統作支持，而這種文字產生了驚人的文明和最優美最現代式的詩歌，無怪乎龐德讀了費諾羅薩筆記本後歡呼雀躍。1915年，他著文說：“中國詩是一個寶庫，今後一個世紀將從中尋找推動力，正如文藝複興從希臘人那裏找推動力……目前我們已找到一整套新的價值。”
四
要反駁這一點太容易了。任何漢語知識比費諾羅薩或龐德稍多一點的人，都知道漢字大部分是形聲字，基本從音，形旁隻是類別。形象為基礎的象形、指事、會意三種字，早就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而且，即使象形，也因為反複使用造成的非語義化，形早已不顯。費諾羅薩舉的例是“人見馬”，二條腿的人，把眼睛架在腿上飛跑，見到四條腿的馬，文字中就有動感的意象。實際上，中國人早就無法感到“人”與“馬”字中各有幾條腿。
顯然使龐德和費諾羅薩最感興趣的是象形單元構成的會意字，因為它們展示了一種“動勢”，指出了“事物之間的有機聯係”。
既然象形單元已不再象形，組合而成的會意字也無“直指事物”的能力可言；“見”字對中國人來說並非長腿飛奔的眼睛，“間”(隙)字也不再是門縫見月。而且，撇開象形單元不說，這種“詞源比喻”(etymological metaphor)是任何語言共有的構詞法，例如西語“靈感”(inspiration)來自“朝裏”與“吸氣”，“商業”(commerce)來自“交換”與“貨物”。西方國家的人已無法感覺到其中的詞源比喻，中國人也無法感覺到會意字的構成。
自從這篇論文發表，西方漢學家紛紛嗤笑，語言學家認為不值一駁。不過這無所謂，因為感興趣的隻是詩人和詩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