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留學，天生我才已有用。用在何處卻有一番講究。在大陸留學潮中，筆者算是較先行者，而且穿過不同大學不同洲。經常有新到的文科學友來訪，問及選科一事。專業選擇，或者說，是否要改行，是我們經常討論的問題。
回望20世紀上半期的中國留學生，選擇之難，看來更是個大問題：他們選擇的標準主要是興趣，而興趣又太多。不少人頻頻換科目，很多人讀了好幾門專業，甚至博士拿到後棄之不顧再換專業的亦大有人在。誠然，宣統元年與二年全國考試庚款生，隻取幾十人。天下英雄盡在此中，現在每年幾十萬留學生西來，才氣當然無法比。但是當年留學生可以選擇的科目，也比今日少多了。問題隻在於：我們心中還有沒有“興趣”這兩個字？
當年的中國留學生，多才多藝者太多。趙元任一直對走哪條路舉棋不定，今日聽來幾乎是傳奇。1910年趙元任留美時，想學物理，考慮到實業救國，決定學電機。到康奈爾報到後，卻主修數學，1914年畢業，到哈佛卻做哲學研究生，1918年獲博士，得到博士後獎學金竟然拒絕，因為對以哲學為畢生事業依然猶豫。1919年回到康奈爾教物理，1920年回中國為羅素做翻譯，此後讀到高本漢《中國音韻學》，才對語言學感興趣。“文字改革”當時正熱火朝天，現代漢語的建設幾乎要從頭做起，這個報國目的才真正保持了他的語言學學術興趣，先前的專業，在我們今日看來早已有大成，趙元任丟開無所謂。
金嶽霖是另一個傳奇性換專業人物。1914年到費城學商業，得學士；1917年去哥大研究院學政治學，得到博士學位；與徐誌摩、張奚若聽倫敦經濟學院拉斯基教授演講，大感興趣，一起轉到英國學政治思想史。後來又去牛津學哲學。1925年回國，此時趙元任剛辭去清華邏輯學教職，請金代替，金教著教著，發現邏輯“好玩”，也就最終發現自己真正興趣所在。1931年，重新到哈佛學習邏輯，從此以邏輯學為畢生事業。他的選擇幾乎用了20年。
聞一多在清華學校時，單名聞多，一字後加。的確當時他興趣特別多，書法繪畫見優，又喜寫劇本好文學，1921年到美國芝加哥讀美術學院，可能是中國留學習美術之第一人。但是聞一多受美國“新詩運動”影響，轉向文學創作，回國後又從文學創作轉向文學史研究。連藝術家也可以不斷改專業。
興趣多到難以控製，無法找到專業方向，時間長了，就會變成無專業可言。羅家倫和段錫朋留學五年，換了美英德法四個國家，五個大學，如此頻繁換國家，不用說專業，光把語言學通就夠忙的。傅斯年也是一個例子。傅原是北大五四那一代最有潛力的學生，到英國倫敦大學學語言學、文學；又轉到柏林大學，藏學、蒙學、地質學，什麼都學，說不出自己學的是什麼專業，直到連好脾氣的胡適都不能容忍。
這對傅斯年來說，損失不多，浪費幾年而已。那時公費留學生自主權很大，無人能找傅算賬。國內學術界，也不需要博士頭銜，傅斯年歸國後，依靠留學前的國學根底和天資穎慧，依然能一邊做學問，一邊當學術領袖。
趙元任、金嶽霖、聞一多，雖然專業方向幾經輾轉，至少使他們最終找到畢生事業所在。對於留學變成遊學者，出國也可以說增了閱曆，長了見識。對那時的留學精英來說，整個西方現代文化如一本書在麵前打開，可以整個取來；而整個中國現代文化，也似乎是一本待寫的書，他們認為自己什麼都寫得。氣概之恢宏，誌向之開闊，我們今日西來的學生隻能歎而觀之：無論財力、才幹、時間，都不允許今天的留學生，如此優哉地“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