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聖諭》16條頒布於1670年(康熙九年)，這位道德君主剛完成軍事統一，似乎想用普及儒家倫理，向老百姓宣布他才是儒家正統的代表。這16條聖諭用來訓導百姓良民，也用來宣布他的治世方式。半世紀後，繼其位的雍正，登基第二年(1724年)，又重頒《聖諭》，並附上他的講解，稱為“聖諭廣訓”，而且怕老百姓讀不懂他的淺顯文言，命陝西鹽道王又樸寫成白話講稿，並由各地官府印製以廣為散發。
傳教士發現康熙聖諭對理解中國人習俗相當重要，因此福勒(FWFaller)於1892年根據湖北官書處版本譯出王又樸的“直解”，而把康熙與雍正的文字作為附錄，以中英對照方式由上海美國長老會傳教團印書館出版。
我們已經知道龐德對中英對照本最感興趣。在他看來，《聖諭》就成為儒家理想複活的可能樣式。我們不能埋怨龐德選中這種陳腐的訓誡，他實際上無別的中英對照本。詩章第98與99主要講康熙聖諭，但一讀就知道龐德並沒有讓自己成為三家村迂夫子，他一下手就抓住了他所需要的道德主題“本業”：“務本業，以定民誌。”這樣，社會中就沒有“非本業”的地位。誰是不務正業者呢？是高利貸者，是銀行業。他們與中國傳統社會中的道、佛相當：
何人見過道士白日飛升？
他們滅絕五倫
至於佛徒
他們沒有任何智力
管理帝國，道士也沒能力
繼續講康熙聖諭的“詩章第99”，集中到“法”字，這當然是沿用康熙“講法律，以儆愚頑”而來，但是龐德拆解“法”字，認為此字組成是水、土，人(肱——二頭肌)因此法由自然：
天、人、地寫下的法律
並不在它們的自然顏色之外
龐德這個字拆得有意思。
“詩章第101及102”，是龐德第一次注意到非漢族的中國文明，即廣西漓江流域的納西族文明。他的材料來源似為人類學家約瑟夫·羅克所著《中國西南古代納西族王國》一書。
龐德的思想包容能力，使他很快能把任何他感興趣的文化材料納入他自己的思想之中。納西族宗教似乎源自古西藏，為一種自然神教，而漓江風景，為這兩章提供了柔美的背景。
從1960年開始，龐德試圖為《詩章》正式作結。本書已說過，從《比薩詩章》起，龐德每次都試圖為這部龐雜的史詩作結，每次都似乎找到了一個足夠堅實的道德、經濟、曆史立足點，可以立起大壩，截斷《詩章》宏富的詩學和哲理之流。但每次都被他自己衝垮了。
1969年出版的最後一本《詩章》，簡單地被稱為“草稿”(即110章到117章)，顯然沒有完成。《詩章》在1970年終於合成一本出版時，這一部分就作為全部《詩章》的收結。1972年龐德逝世之後出版的《詩章》合集，又加上了若幹“片段”。因此，《詩章》最後部分，稱作《草稿與片段》。
這個結尾，如衝破大壩的洪水，化為無數瀑布和急流，每個支流規模都變小了，但可能此時方才顯出詩歌的自在狀態。毫不諱言的片段性，與此相比《詩章》先前各部，著力過多的沉重：龐德一直堅持包攬中西古今的努力，可能是把世界和曆史看得太簡單或太認真了一些。《草稿與片段》證明不僅片段成詩，而且片段成史。在與意大利《時代》雜誌記者談話時，龐德已承認“我無法用言詞企及我自己思想的核心”。說這話時，他已經離開儒家詩學，離開包治人世弊病的“宏大敘事”。片段，即是瀕臨沉默的史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