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畫生根於璀璨的中國文化之中，它不同於西方文化邏輯的推演，而是源自人們對於自然和生命的感悟。老子有言，“知其白而守其黑”，這正是中國畫家追求的境界，他們希望用簡潔的筆墨描繪他們豐潤的對於天地大美的詩意理解。這種詩意的理解是畫家在情、理間的即興表演：一方麵，畫家絕不離開天地秩序之“理”和社會倫常之“禮”，觀乎世間萬物而後有得；另一方麵，畫家秉承著“赤子”之心，在一段時間裏保持著高度的情態自由，揮灑著激情，描繪著“心中之竹”。這種詩意的理解也融入了畫家生命的感悟，借畫言己，筆墨紙與水的交融，也是畫中之像與畫家的交融。
第一講知其白而守其黑：國畫之美生根於中國文化
國畫產生於中國文化之中，無論是繪畫，還是看畫都得對中國文化有一定的了解，我們先說說中國文化。中國文化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概念，有很多人研究。有的人是直接從看到的中國社會中一些普遍的現象出發，研究這些現象的曆史變遷，從而得出結論，什麼是中國文化的內涵、最核心的東西，比如有的人研究中國的“孝”、有的人研究酒文化、還有人研究茶文化。這樣的研究五花八門，即便是研究同一種類型的社會現象，大家的角度也可以不一樣，可以從哲學角度、社會學角度、人類學角度等等出發。當然，談中國文化也可以與西方文化進行對比，從兩者的不同中看出中國文化的特質，我傾向於後者。
中西文化我們可以大體追溯到文化軸心時代，這段時期，古希臘、古印度、古中國的文化都非常的繁榮，有很多偉大的思想家。古希臘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他們開啟了西方文化傳統；古印度有釋迦牟尼，古中國有老子、孔子等“諸子百家”，他們的思想各不相同，但大體同質，形成了璀璨的東方文化傳統。
軸心時代德國思想家雅斯貝爾斯在他1949年出版的《曆史的起源與目標》中說，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間，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間，是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在這段時期裏，人類的各大文明都出現了重大的突破，出現了一大批偉大的精神導師，形成了文化繁榮景象。
源自古希臘的西方文化，與源自印度、中國的東方文化，從起步開始就顯現出不一樣的風格。西方人重邏輯、重演繹、重天人二分。古希臘的先哲一開始就將目光投向了大自然，他們研究宇宙的始基，就是研究大自然最原始的是什麼。有的人認為是氣，有的人認為是火，有的人認為是原子（也許，後來自然科學關於原子的理論2都受這個啟發）……他們的思考是西方理性思維方式的萌芽。後經過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師生三代，形成了西方理性主義的傳統。到亞裏士多德已經有了較為係統的學科分類，他對天文學、物理學等學科都有研究，比如他提出的“地心說”直到16世紀才被哥白尼的“日心說”所質疑。更重要的是，他創造了一套形式邏輯係統，提出了著名的從大前提、小前提到結論的三段論推理。有個很有名的例子，大前提是：人都會死；小前提：蘇格拉底是人；結論：所以，蘇格拉底會死。這個看似簡單，但當時是公元前四世紀，而且它對西方文化發展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西方後來數學、科學等發展迅速與這個有很大的關係。而且，西方人很重視“分”，他們把研究主體和研究客體劃分開來，人是人、物是物，天人二分。他們把研究對象放在一個被審判的位置，仔細研究推敲，一步步往前推進，這是演繹的。正是這種理性、邏輯和分析的力量，使得西方有了非常係統而發達的科學。
亞裏士多德（前384~前322），古希臘斯吉塔拉人，曆史上最偉大的哲學家、科學家和教育家之一。公元前335年，他在雅典辦了一所叫呂克昂的學校，被稱為逍遙學派。亞裏士多德一生勤奮治學，從事的學術研究涉及到邏輯學、修辭學、物理學、生物學、教育學、心理學、政治學、經濟學、美學等多個領域，寫下了大量的著作，他的著作是古代的百科全書，據說有四百到一千部，主要有《工具論》、《形而上學》、《物理學》、《倫理學》、《政治學》、《詩學》等。他的思想對人類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創立了形式邏輯學，豐富和發展了哲學的各個分支學科，對科學等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東方文化，無論是印度文化還是中國文化，都與這有很大的不同。東方人注重經驗、感悟和歸納，最後達到了一個天人合一的境界。以中國為例，先秦百家爭鳴時出現的一大批賢人名士，無一例外地將關注重心放在了人生、社會、政治之上，用楊振寧先生的話說，“中國古代的哲學家想把世界上所有的問題一下子都解決了。……他們第一想解決人文問題，第二想從總體上解決人文問題。”因此，他們不願去做具體的事情，不願就某個具體的問題、尤其是關於自然的問題提出一套理論。你們看，中國古代有先進的技藝，有很多天才的發明，四大發明就不用說了，單論建築，就有很多卓越的創造。《阿房宮賦》裏記載，阿房宮這麼龐大、複雜的建築，一個釘子也沒用，全是依靠鉤心、對角建起來的。還有很多奇特的建築：長城3、天壇的回音壁……但是，卻因為沒有形成理論而人亡道衰了。更重要的是，中國文化很注重天人合一。這種思想在先秦就有所萌芽；到漢代，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裏有明確的闡釋；後經發展，到了宋代二程，程灝、程頤兄弟更進了一步，“天人本無二，何必言合”，天人根本就是一回事，用“合”反而拉遠了兩者的關係。這些特質造就了中國文化的開放性、包容性和啟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