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市場經濟，我們同樣可以避免“文化大革命”的那種破壞。在市場經濟環境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職業，都有自己的努力方向，都有生存壓力，就不會去停工鬧革命，不會所有人都要去鬥爭。因為市場上，一個人通過鬥爭別人，不可能獲得好處，而隻有為別人創造價值，才能獲得好處。
人們可以說我是堅定的市場主義者、自由主義者，而且我還相信，市場不僅讓人更好地合作，讓人類創造更多的財富、更先進的技術，生活得更好，而且非常重要的是，市場也是建立良好道德秩序的製度。
從全世界來看，凡是采取了真正市場經濟的國家和地區，人們的道德水平、誠信和相互信任程度都比較高。比較一下美國和中國，甚至同樣是中國人，比較一下大陸和香港、台灣，就很不一樣。市場上誠信是一個人生存和一個企業發展的基本條件，一個人靠坑蒙拐騙可以賺一時之錢，但不可能持續賺錢，市場經濟一定會淘汰假冒偽劣、坑蒙拐騙等不誠實的行為。所以，我們看到中國現在出現很多這類問題，恰恰是因為我們並沒有真正進入市場經濟所造成的。我們仍然有很多特權，這些特權恰恰導致了不公，導致了機會不均等，也導致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在這種有特權、機會不均等、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情況下，要讓人們具有良好的道德，很難；要讓人們有職業精神，也很難。
在一個真正的市場上，每個人都會選擇那些適合自己和自己喜歡的工作，因此，每個人在做事的時候，就會有神聖感、責任感。如果在非市場環境下，比如當有人的工作是被他人分配的，所做的工作不是自己所喜歡、所擅長的，而是因為自己沒有相應的社會關係，就隻能做這個工作，這時候，這些人的心情可能就不愉快，就會有很多怨恨，也就會把問題歸咎於別人，就會經常很惱火，所以我們往往會看到大部分人的工作態度很惡劣，這就導致人與人之間嚴重的不信任。
我要強調的是，我相信市場，並不僅僅是因為我認為市場提高了效率，而是我相信市場更人道，可以帶來更好的道德秩序，可使人與人之間更相互信任，使每個人活得有尊嚴。因為隻有在市場經濟下，每個人要靠自己的能力和努力生活，收入的增加是自己努力的結果（當然也有一定的運氣），而不是仰仗於別人的恩賜，所以我覺得市場是公平的。
自豪於曾提出許多改革理念
訪談人：你曾為中國經濟製度存在的病灶或病痛開過一些很著名的藥方，現在，你怎麼看這些藥方？
張維迎：目前仍然還有很多讓我感到很自豪的東西。這包括20世紀80年代的雙軌製價格改革，針對當時中國的價格改革怎麼往前走，究竟能不能進行價格改革等問題，我想我提出了一種可行的思路，即通過逐步放開價格管製的雙軌製的方式來推進價格改革；還有後來的國企改革等，我都提出了一些思路。我現在仍然認為這些東西是對的，但我現在對那種所謂解決短期問題的招數，已不是特別感興趣。其實我原來提出的好多政策建議，也都是一種理論分析導出的結論，而並非單純的解決問題的方案。
解決具體問題的方案，裏麵有很多東西都需要政府去把握，學者可以提出建議，政府要聽取很多意見，最後去加以平衡。政府的決策是一個政治的過程，需要考慮很多因素，但學者不是政治家，沒有責任像政治家那樣考慮問題，而是要分析社會運行背後的機理，什麼是有利於社會的，什麼是危害社會的。我這兩年講得比較多的一個問題是，觀念、理念非常重要，領導人的理念固然重要，老百姓的理念也很重要。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我更感興趣的是，我說話是對社會說話，至於政府是怎麼想的，那是政府的問題。
當然我也希望他們聽我的，我這個“聽”不是說他們要接受我的觀點、按我的建議去做，而是說能對他們思考問題、製定政策有影響，我覺得這就是我的使命。我的使命不是提供解決某一個具體問題的政策方案。比如對於國企改革，我的使命不是現在要告訴那麼多國有企業，其股份如何一步步分配和如何加以管理，而是要從理論和經驗上證明，國有企業的存在不利於社會合作、不利於資源有效配置、不利於企業家才能的發揮、不利於社會道德的提升、不利於社會的公平正義，等等。然後我就提出，我們必須要解決國有企業的問題，出路是什麼？那就是將其民營化。但這可能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而不是一個晚上就可以解決。關鍵是往這個正確方向走，接下去怎麼做具體方案，那是政府部門的事情，這不是我感興趣的問題。也就是說，我更喜歡做的事情，是能夠改變人們理念的事情，而不是操作層麵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