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兵打仗，需要動用戰車千輛，輜重車千輛，以及穿著鎧甲的十萬軍人，還要向千裏之外運送物資，才能滿足在外征伐大軍的作戰需要。軍隊在外作戰，必須保證糧草供給、作戰物資供應，內外所需費用很高。作戰期間，還要派遣使者與相關諸侯國溝通，接待來訪各國使者，聘請各種軍事人才，治療大量的傷殘將士等，每天要花費千金，才能夠解決隨戰爭而來的諸多問題。
孫武說的日費千金，隻是在冷兵器時代，步兵騎兵作戰是體力活，戰爭成本還能節省些。現代戰爭，幾乎是日費千萬。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在與哈佛大學教授琳達·比爾米斯合著的新書《三萬億美元的戰爭》中，給伊拉克戰爭算了一筆賬，稱美軍駐軍伊拉克每月花費將近120億美元。美國國會下屬無黨派研究機構國會預算辦公室也保守估計，要是堅持到2017年，伊拉克戰爭與阿富汗戰爭將花費美國1.2萬億美元至1.7萬億美元。
這樣一算，美國不是打不動，而是耗不起。奧巴馬2008年競選時強調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撤軍，不是因為不想打，是真的不能打了。因而2011年奧巴馬宣布伊拉克作戰任務結束時，根據美國國會研究機構的數字稱，伊戰耗資約8060億美元（由此計算，美國伊戰日均費用最少約合16.12億人民幣），奧巴馬總統也承認將超過1萬億美元。兩者相比，就知道現代戰爭打的不是武器，也不是誌氣，而是經濟實力。
幸運的是，中國兵法早就意識到這一點，《孫子兵法》就算著經濟賬去計劃作戰。幾乎所有的古代學者都知道，長時間、大規模的戰爭，必然會導致國內的供應不足，財物匱乏。他們認識到，戰爭不僅是攻退進守、生殺掠奪，更多的是兩國經濟抗衡的你死我活。
培養出理論家韓非子和實踐家李斯的荀子，就明確說：“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強之不足以禁暴勝悍也。”（《荀子·富國篇》）富是國力，威是軍力，國力是第一位的，軍力是第二位的。一個國家要想維持長久和平，兩者缺一不可。荀子用“禁暴勝悍”描述國家和軍隊的使命，也符合現代的宗旨，“禁暴”就是消除內外的隱患，保護和平；“勝悍”就是能夠抵製粗暴幹涉，維護自立。
曆代盛世，皆是既無內憂也無外患。無內憂需要政通人和，無外患需要服膺遐邇。但盛世不是製造出來的，而是積澱出來的。西漢的武宣盛世、唐代的開元盛世、清朝的康乾盛世，皆是通過此前兩三代國君的殫精竭慮，勵精圖治，積累起強大的國力，方能支持後起之君消除外患，如漢朝掃除匈奴，唐朝分化突厥，清朝清除噶爾丹等。
最典型的是西漢之初，七國混戰，死傷無數；秦立帝製，竭澤而漁；楚漢相爭，海內耗空。劉邦、惠帝時期，一直秉持“無為而治”的治國方針，與民休息，致力恢複。到了文帝、景帝時期，更是堅持恭讓節儉的政風，不斷解除繁苛律令，減輕賦稅負擔，藏富於民。到武帝時期，百姓富庶，國家豐足。《史記·平準書》描述：
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
這就是荀子說的“富”。國富方可兵強，有了這樣的經濟實力，武帝才能與匈奴持續作戰，開疆拓土，鑄造了漢帝國的強盛。
對積儲的重要性容易達成共識，但對如何積儲，卻又有不同的討論。對國家而言，財富積累有兩種方式。《論語·顏淵》記載的一個小故事，說的正是這件事：
魯哀公問有若：“國家遭遇饑年，使用不充足，怎麼辦呢？”有若回答道：“為什麼不實行十分之一的稅率呢？”魯哀公就說：“收取兩成的稅，都不夠我的花銷，怎麼可以收取一成呢？”有若回答道：“如果百姓富足，國家自然就有充足的財政來源；相反，如果百姓貧困得很，那麼，國家還有什麼富足可言呢？”
有若在這裏思考的，正是“藏富於民”還是“藏富於國”，何者優先？藏富於民，國家不征收過多的雜賦苛稅，令百姓富足，財富儲藏在百姓的手中。這就需要小政府、大社會與之配套，即政府要把行政開支壓縮到最低限度，而百姓負擔較少的稅賦。表麵上看，國庫相對空虛了些，但低稅負、小政府容易激發百姓的生產積極性和工商業的創造力，百姓們富足了，稅收就有保證；稅收有了保證，國家就日漸富強。
藏富於國，即國家加重稅負，充盈國庫。表麵上看，國家擁有了大量的稅賦，但極容易讓民間疲敝不堪。政府管得太多，不斷強化行政力量，冗官冗員必然導致財稅成倍增加，方可勉強維持官員開支。稅率過高，創業門檻又設置較多，百姓辛苦勞作，勉強度日；要致富隻能偷稅漏稅，作奸犯科。有國而無民，最終必然打破國與家、官與民的平衡點，導致人心思變，期待革故鼎新。
兩相比較，可知藏富於國與藏富於民的根本差別，不在於錢財所處之地，而在於由此造成的民心變化。可惜學者（不包括官府豢養的學者）多強調藏富於民，而官員（不包括有良心的官員）則希望藏富於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