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大部分南方黑人和北方黑人領袖認為，在當時的情況下，黑人徹底擺脫奴隸製束縛的出路在於經濟領域。全國大部分有文化的黑人都強調黑人要“自救”，並加強種族凝聚力。成立於1890年的抗義組織非裔美國人委員會(Afro-AmericanCouncil)就認為，既然白人已對黑人失去興趣，黑人就應當團結起來，互相幫助，以擺脫經濟上的窘境。宣傳這種經濟哲學的人堅持認為，在白人日益限製黑人的理發業、手工業和零售業發展的形勢下，黑人有必要進行自助。同時他們認為，如果黑人獲得財富和中級產階級的修養，他們便能為白人所接受。這樣，種族歧視的藩籬也就不攻自破了。一方麵，這種思想順應了種族隔離與種族歧視的製度。1850年代時，像弗裏德裏克·道格拉斯這樣的、主張進行武力抗議的黑人領袖們就堅持這種主張。而此時的黑人領袖們重提這種主張，則顯然是對和解與適應思想的一種認同。另一方麵，這種思維方式也充當著激發群體自感和自尊感的工具。
黑人中間上述思想的產生，一方麵是因為黑人在美國社會的地位不斷下降，另一方麵是由於這個時期黑人商業的特征和黑人階級結構發生了重大轉變。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期，傳統的黑人商業，如理發、零售和手工業在技術轉變和白人的經濟組織的衝擊和壓迫下，逐漸失去了其舊有主導地位，漸趨衰落。同時受城市化的影響，黑人居住得較從前相對集中，這為黑人商業和手工業人員提供了一個相對穩定並不斷擴大的市場，其中，銀行和保險業發展得尤為迅速。這樣，黑人階段結構的本質逐漸發生了變化。1890年到1920年，在種族隔離製和種族歧視達於顛峰，並取得統治地位的過程中，一個幾乎完全依賴黑人群生存的，主要由專業人員和商人組成的黑人中產級階悄然產生了。這些人雄心勃勃，奮發向上，許多人在一戰前已取得上等階級的地位。
與黑人的經濟生活和階級結構發生變化的同時，教育體製也發生了變化。此時，公立學校的水平依然低下，雖根據1890年“土地捐贈學院法”的規定,南部各州必須在本州內為黑人建立一所土地捐贈學院，但黑人隻有在私立學校中才能獲得足夠的高等教育。而且，這些較好的私立學校隻接納經濟富裕和處於社會上層的黑人，這裏是絕大部分黑人領袖的搖籃。這在南部社區尤為突出。
19世紀90年代，產業教育蓬勃興起。早在19世紀80年代，產業教育即為白人高級中學廣泛接受。在約翰·F.斯拉特基金會的推動下，產業和農業教育在眾多黑人高級中學變得非常盛行。漢普頓學院的創辦人塞繆爾·阿姆斯特朗和斯拉特基金會的代理人都認為產業教育尤其適合黑人生存的環境。他們同時認為，產業教育有助於在農業和貿易中產生一個自給自足的工匠—企業家階級，從而提高黑人的經濟和社會地位。所有宣揚產業教育的論著都強調這種教育的倫理價值，並認為這種倫理價值是作為人和公民的黑人的進步所必不可少的。但主張產業教育的教育家和慈善家們都認為，隻有經過幾十年，幾個世紀的準備，黑人才能與白人平等地享有公民權。
1895年，漢普頓學院傑出的畢業生布克·T.華盛頓在亞特蘭大國際博覽會上發表了一篇演講，集中體現了適應、自助、提高種族凝聚力、接受政治權利的被剝奪、進行經濟積累以取得中產階級地位的價值觀，以及產業教育等美國黑人思想中的新動向，並使這些觀點和主張迅速流行開來。這即是著名的“亞特蘭大妥協”。這篇演講使華盛頓獲得了世界聲譽，並成為新一代黑人的領袖。
“華盛頓的生活使命在於找到一種實用的妥協，以便解決南部白人、北部白人和黑人這三個直接相關階級之間在對抗、猜忌和強烈的進取心等方麵的矛盾。
”所以，華盛頓關於黑人問題的思考也是圍繞這三方麵展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