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盡管羅斯福在很多場合公開表示，他會“絕對地和公正無私地”幫助包括黑人在內的“被美國遺忘的人們”，“我們所有族裔團體都應享有平等的經濟和法律機會，而不論其種族、膚色和信仰”，“如果當選總統，我將運用本政府的一切權力，給予我國的有色公民同其他任何種族或團體的公民一致的完全的公民權”，“十分肯定地將”不分種族和膚色地任命聯邦官員，運用其作為全國行政首長的權力製止種族歧視行為。但是，林肯所留給黑人的豐厚的政治遺產仍是民主黨爭取黑人過程中最難以克服的曆史性障礙。在這次選舉中，雖有一些跡象，但卻沒有發生黑人大規模倒向民主黨的運動。
在大多數城市的黑人選區，胡佛的得票律遠遠領先於羅斯福。而在某些選區，胡佛的得票情況還好於1928年：
這表明,黑人雖對共和黨失望，但他們尚沒有完全擺脫共和黨的傳統影響和束縛。從擇善而從的立場出發，他們則寧願仍保留在共和黨內。另一方麵，黑人對民主黨的綱領和政策不太了解，對於民主黨能否改善黑人的狀況信心不足。因此，他們更願意靜觀以待變。
羅斯福就任總統後，為使美國盡快擺脫經濟危機，複蘇經濟，宣布實行“新政”。在新政最初期，即美國曆史上的所謂“百日新政”期間，美國國會通過了一係列法案，其中最重要的是農業調整法和全國工業複興法。根據這兩項法律分別建立了農業調整署和國家複興管理局。美國的決策者們認為，解決農業問題的唯一辦法是以政府強製方法降低農業產量，以提高農產品價格和農民的實際購買力。但農業調整法實施的結果是，以犧牲佃農、分成製農民和雇農的利益為代價挽救了農場主們的瀕於破產的命運。
佃農、分成製農民和雇農按農業調整署的規定削減種植麵積和農業產量，但卻得不到政府規定的相應補貼。因為按政府的法律規定，政府的補貼一次性發給地主，再由他們分發給各自的佃農、分成製農民和雇農；地主還負責掌管全部佃農所得補貼的九分之一。由於白人大地主基本上控製著各縣負責實施農業調整法的機構，他們就利用職務之便，千方百計地欺騙文化水平和社會地位低下的農民。辛苦勞動一年的貧苦農民最終不會增加債務已經是萬幸了。另一方麵，由於南部議員在國會中占有眾多關鍵職位，擁有巨大權力，代表南部大地主的利益，農業調整署的負責人對於南部大地主的作弊行為隻能裝糊塗。
結果，南部農民的經濟地位反而下降了。
更為嚴重的是，農業調整署執行的政策直接導致了分成農和佃農數量急劇下降，美國農民的貧困化程度加深了。1930年時，從事農業生產的黑人為200萬，其中306,000為佃農，393,000為分成農。到1940年時，佃農和分成農的數量分別減少到208,000人和299,000人，減少幅度分別達30％和25％。而白人佃農數量1930-1935年間則由709,000增至854,000人，白人分成農的數量則由1930年的383,000減少到1940年到242,000人，降幅為37％。黑人，白人農民分布狀況的這種變化說明，農業調整法的實施的實質是在損害黑人的利益，黑人農民的經濟狀況日益惡化的同時，卻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白人農民的經濟地位。
在新政的所有機構中，國家複興管理局(NRA)受到黑人的批評最多，因為全國工業複興法雖然規定了最高工時和最低工資，保護童工女工，工人有組織工會並進行集體談判的權利，但國家複興管理局在執行該法的過程中依然未能避免對黑人的歧視，黑人從中得益不多。一些法規，如關於棉紡織業的法規，忽略了黑人高度集中的就業部門，使黑人不能得到平等的法律保護。一些行業，如木材加工業，則製定了雙重最低工資標準。南部黑人工人的最低工資遠低於北部白人工人的最低工資。而當法定工資高於原有的工資標準時，白人雇主們或者幹脆解雇黑人，而拒付法律規定的工資，或者無視法律規定，照樣付給黑人他們認為合適的報酬。在上述情況下，黑人不但往往無法從國家複興管理局那裏求得保護，而且還會有失業的危險。因此，有人說國家複興管理局是“黑人工人受難的淵藪，”“一個無可救藥的黑人屠宰場”是不過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