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後，黑人教學設備數量，黑人教師工資和黑人學校開課時間都大大地增加了。到1940年，16-25歲的黑人中約有三分之二在學校就讀，比1940年時增加了20％。南部公立學校中每個黑人學生獲得的政府開支占每個白人學生所得的比例由1931年的29％增至1941年的44％。黑人教師工資在1931年時僅為白人教師的三分之一。到1940年時該比例增加到了50％。而且，在新政期間，黑人大學生和研究生的數量都增加了一倍以上。30年代有將近200名黑人獲得了博士學位。1940-1943年又有128名黑人獲此殊榮。而在20世紀頭30年間獲得博士學位的黑人僅有45人。新政給黑人帶來的此等好處在他們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之火。廣大黑人群眾對羅斯福為首的民主黨及他所領導的政府寄予厚望，期盼著他的政府能帶領他們開始新的生活。其中最突出的表現是黑人在1936年的總統大選中決定性地加入了羅斯福的新政聯盟。
如果說在1932年的選舉中，廣大黑人選民雖不滿於胡佛總統的政策，業已開始有限地遊離於他們幾代人所支持的共和黨，但民主黨的由來已久的謹慎態度使得他們至少仍在精神上留在共和黨陣營的話；那麼，到了1936年，隨著民主黨的政治態度更加明朗化，廣大黑人群眾義無反顧地蜂擁加入了民主黨的營壘。在選舉前夕，大批黑人選民的信件雪片般飛向各家報社、民主黨競選總部和白宮，表達一個共同的心聲，“我選羅斯福”。1936年8月末的蓋洛普民意測驗表明，69％的黑人認為羅斯福是他們所期望的總統候選人。大選的結果，羅斯福贏得了哈萊姆黑人選票的81％，匹茲堡黑人社區選票的75％。羅斯福在費城、底特律、辛辛那提、克利夫蘭和芝加哥等城市黑人選區的得票率分別為69％、66％、65％、60％和49％。
這個結果不僅如美國著名的政論專欄專家弗蘭克·R.肯特所言，是美國黑人的選舉行為具有“真正的政治意識的時代”的開始，也是美國黑人選舉模式發生重大轉變的明證。
在1936年的總統大選中，羅斯福在各個主要城市的黑人社區所得的黑人選票比1932年時增加了60-250％；而且他在黑人社區得到選票的比例大大低於其在整個城市的支持率的狀況，使這兩個數字非常接近。黑人由此完成了其政治抉擇上的曆史性轉變，全麵倒向了民主黨，並成為新政聯盟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黑人內閣”
羅斯福總統執政的年代，也是黑人政治力量得以迅速積聚並獲得機會充分展現的年代。在此期間，黑人參與國家及地方政治活動的基礎有所擴大；舊有的黑人組織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及全國城市聯盟(theNationalUrbanLeague)和新建立的黑人機構“種族關係協調委員會”(theCommissiononInterracialCooperation)與“朱利葉斯·羅森沃德基金會”(theJuliusRosenwaldFund)的主要職能發生了更有利於黑人參政的轉變；在聯邦中央和地方，參政的黑人數量有所增加。另一方麵，黑人的選票在曆史上首次成為影響美國兩黨政治選舉結果的重要政治力量，因此也成為民主黨和共和黨競相追逐的目標。
在新政期間，解決接濟和經濟複興計劃中存在的種族歧視問題既給黑人提出了特殊的挑戰，也為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與全國城市聯盟等有著悠久的，為黑人的進步而不懈鬥爭的曆史傳統的黑人組織轉變職能和工作方法，以及“全國複興聯合委員會”(theJointCommitteeonNationalRecovery)與“全國黑人大會”(theNationalNegroCongress)等新興黑人組織的誕生提供了曆史機遇。
毫無疑問，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是為黑人的種族進步而鬥爭的最具影響力的組織。它已領導美國黑人為爭取民權與政治平等奮鬥了四分之一個世紀之久。新政不僅使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傳統的宣傳和抗議方法，如進行社會調查，充分運用輿論工具，在首都華盛頓進行遊說以及利用公眾集會的方式進行抗議等在確保黑人從新的聯邦救濟與複興計劃中得到公平的份額的鬥爭中煥發了新的生機和活力，而且還使它的鬥爭策略發生了重大轉變——開始強調確保黑人權利的政治鬥爭的重要性。這是因為，在過去，政治領域內的鬥爭僅僅與少數黑人領袖有關，而共和黨和民主黨對種族問題都采取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漠視態度，黑人的政治權利問題更是被束之高閣；同時，聯邦政府也不大關心社會事務，對這方麵的事情隻進行很有限的幹預，這就難於使廣大黑人群眾團結起來發動有效的政治行動。但是，自新政以來，聯邦政府作出的決策都直接與每個黑人的日常生活休戚相關。這大大提高了普通黑人參政的積極性。越來越多的黑人參加到美國的政治運作中來。黑人參政的群眾基礎開始擴大。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準確地把握住了這種曆史機遇，使自身的職能適時地發生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