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問題顧問及主要由他們組成的黑人內閣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重要的象征——黑人已取得了一定的“政治成就”，美國聯邦政府並沒有忘記黑人同胞，它是關心黑人的進步與發展的。它的存在不但代表著民主黨對黑人種族的關注，而且有助於消除黑人中間普遍存在的看法，即上層黑人僅與共和黨有關係。種族問題顧問們每次成功地反擊新政的種族歧視政策或為黑人保證了特別計劃的實施之後，黑人對民主黨的支持率都會有所提高。黑人內閣無意中充當了民主黨政治利益的維護者。他們為民主黨領袖們爭取黑人選民的支持提供建議，民主黨全國委員會提供有關黑人參與新政計劃情況的資料，並為《工程振興局與黑人》和《關於黑人與工程振興局的有趣事例》等小冊子出版的準備工作作出了貢獻。他們的這些活動有意或無意地幫助羅斯福總統在1936年大選中獲得勝利。
在20年代和30年代初，由於黑人的政治力量相對弱小，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都沒有對黑人的力量進行足夠的重視。但是，到了20世紀30年代中期，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1929年空前的經濟危機的爆發，使南部黑人農民的生活變得更加艱難。這突如其來的經濟緊迫形勢進一步推動了開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並延續到20年代的黑人由南而北的大遷徙運動(theGreatMigration)。根據美國聯邦人口統計署的估計，在1930-1940年間約有400,000黑人離開南部，遷往北部和西部，或者南部的城市中。在同一時期，伊利諾伊、印第安納、密歇根、密蘇裏、新澤西、紐約、俄亥俄和賓夕法尼亞八個北部州的黑人人口增加了291,600人，這意味著在1936年的總統大選中的523張選舉人票之中就有202張是從這裏產生的。加上這些北遷的黑人主要集中於上述北部州的主要城市，這就使黑人的選票顯得愈加重要。
到1940年，根據美國聯邦人口統計署的統計，620萬黑人居住在城市裏。這就是說，黑人總人口中的48%已經城市化了。北部許多城市的黑人人口發生了戲劇性的增長。以費城為例：1910年，該市的黑人人口為84,459人，占全市總人口的5.5%，1920、1930和1940年該市的黑人人口分別為134,229、219,599和252,757人，他們在費城總人口中的比例也由1930年時的11%增加到1940年的13%強。在聖路易斯市，黑人人口所占的比例由1910年時的6.4%猛增到1940年時的13.5%。1910年-1940年間，巴爾的摩和華盛頓特區的黑人人口總數翻了一番，而芝加哥和紐約這兩個擁有黑人人口最多的城市在此期間也分別增加了15%和30%的黑人。從南部落後的農村進入城市的這些黑人逐漸擯棄了以前的行為模式和思維方式，對政治更加關心，更敢於提出自己的要求，並且更富有鬥爭精神。尤其重要的是，他們可以象普通的白人那樣參加投票，行使美國憲法賦予和保證的政治權利。
在1936年的總統大選中，黑人的這種政治潛在力量受到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的空前關注。在此間發生在黑人中間的很多事件在黑人史上都是破天荒的。
在1936年，黑人的選票第一次作為政治事件的一部分在美國新聞界出現。在民主黨和共和黨召開全國會議與舉行大選之間的一段時間內，《紐約先驅論壇報》令黑人記者厄爾·布朗專門就黑人選票問題撰寫了一係列文章。《時代》周刊載文指出，“自1860年全國大選以來，政客們頭一次如此在乎黑人”。《新聞周刊》則對“美國競選者追求黑人選票的壯觀場麵”作了評論。《紐約時報》的記者約翰·T.格雷夫斯明確指出，“顯然，黑人已經成為全國選舉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從現在開始，民主黨和共和黨都希望達到黑人的支持。”相形之下，美國黑人對自身的政治前景更為樂觀。他們宣稱，在許多具有關鍵地位的州，黑人選票將成為權力的平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