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政治力量的增加，民主黨內部南部自由派、北部激進派與南部保守派的鬥爭，美國勞工組織鬥爭策略的轉變等外部因素同羅斯福總統及其政府內的新政人士對種族平等的追求和羅斯福政府本身所信奉的政治哲學的變化——關注貧困人口的生活命運等內部因素，使美國黑人獲得了空前的實惠——盡管有些是實質性的，而有些則是象征性的，美國聯邦政府也曆史性地承認並承擔起了對黑人悲苦命運的責任。它們共同營造的這種改革氛圍拓寬了黑人民權運動的社會基礎，使其成為規模空前的全國性運動。
一、民主黨內自由派同保守派的鬥爭
就個人而言，美國的第一夫人在改變新政與黑人民權運動的關係方麵作出的貢獻最大。象羅斯福總統一樣，羅斯福夫人在進入聯邦政府之前對黑人問題幾乎一無所知。隨著她與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總書記沃爾特·懷特和全國黑人婦女委員會主席瑪麗·L.貝休恩等黑人民權運動領袖們的友誼日益加深，與其他民權運動領袖接觸的不斷增多並逐漸經常化，她對黑人問題的了解變得深刻起來，並之間認識到美國聯邦政府有必要正視種族歧視、私刑和黑人選舉權等一係列關乎黑人基本民權和政治權的重大問題。羅斯福夫人漸漸成為黑人民權鬥爭的最積極支持者和參與者。
羅斯福夫人對其丈夫的世界觀有著重要的影響。由於羅斯福總統對其夫人的見解十分尊重，華盛頓的著名專欄作家雷蒙德·克拉珀將羅斯福夫人列為“華盛頓十大最有影響的人物”之一。對克拉珀而言，她是“沒有職務的內閣成員”。大部分新政史學家也持同樣的觀點，如弗蘭克·弗雷德爾就認為羅斯福夫人對羅斯福總統的世界觀有“不可估量的影響”。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從羅斯福總統在民權問題的一些言行中體現出來。他曾對黑人記者公開承諾，黑人將被“絕對公正地”納入所有的救濟和複興計劃中。雖然有些猶豫不決，羅斯福總統還是和黑人領袖合了影，同民權代表會晤，並與黑人組織進行了溝通和聯係。他強調改善和加強同黑人鄰國的關係，將駐海地的美國軍隊撤回本國。
而且，根據第一夫人的要求，羅斯福總統通過全國廣播網在一次美國基督教會議上對私刑進行了譴責，指出，“私刑是謀殺，……我們不能為任何縱容私刑法的人辯解，不論他們身居何種職務”。
對此，W.E.B.杜波依斯曾撰文尖銳地指出，同共和黨的哈定和柯立芝總統相比，羅斯福總統在種族問題上的態度更明確了些，“他坦率地宣布私刑是謀殺。這我們都知道，但是讓一位美利堅合眾國總統承認此事實非尋常。這些事情給我們以希望。”同樣，羅斯福總統將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的威廉·黑斯蒂任命為美國曆史上第一位黑人聯邦法官，任命威廉·休斯敦為美國助理司法部長，任命威廉·道格拉斯和前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官員費利克斯·弗蘭克福特進入聯邦最高法院，尤其是任命弗蘭克·墨非為高等法院法官，在黑人心中燃起了新的、獲得種族平等和正義的希望。墨非是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總書記沃爾特·懷特的好朋友，曾是該組織的主任委員會的成員，美國司法部長。他是黑人民權事業的支持者，在就任司法部長後的第一件事是成立了司法部民權局，積極推動美國聯邦政府有關民權立法的執行。
羅斯福夫人本人也積極投身到為黑人爭取民權的鬥爭之中去。美國的新聞媒體對她在黑人大學和非裔美國人組織的演講作了大量報道。她呼籲白人“同黑人公民公平相處，給予他們平等的機會”。美國全國廣播公司對她在一次關於黑人教育問題的會議上的講話的報道，使數百萬美國人第一次聽說南部黑人學校的狀況。第一夫人在會上號召所有的美國人“共同工作，而不論我們的種族、信仰或者膚色”，“排除不可容忍的感覺，而不論何時發現之”。她認為聯邦政府必須行動起來，推進種族平等。1936年選舉後，羅斯福夫人迅速由支持給予黑人平等機會的立場轉向對具體的民權措施持讚同的態度。她勇敢地加入到取消人頭稅和反私刑的鬥爭中來。而且，南部民主黨越是反對她的舉動，她表現得越積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