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現在有權不說話，但是你說的所有話，都將作為呈堂證供。”警察對我說。
從一個環境換到另一個環境，有一個適應過程。我來邁阿密的時候連沃爾瑪、道奇是什麼都不知道，其他很多東西自然就沒有辦法明白了。有時候，一個問題要問別人很多遍，別人回答很多遍，才能夠弄明白。當然還要對比一下，在中國應該是一個什麼樣的對應的東西。如果找不到一個跟中國的東西相對應的，就隻好幹著急，或等以後慢慢再去理解。我知道，遇到的有些東西，一輩子都是理解不了的；也就隻好抱憾終身，死不瞑目。
工作上，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也一樣，有一個適應過程。例如，在國內的時候，那時還沒有手機，在街上辦事打電話，我們公檢法單位的要不就是到民警的交通崗（現在連交通崗都沒有了），要不就是到派出所。反正是有事就找警察。
剛到邁阿密的那天，律師朋友拉裏剛好有事到加州去了。他給我留了一個條子，說要過幾天才回來。這幾天如何安頓？那時候出國不像現在，現在出國的都腰纏萬貫，那時候總共帶的就那麼幾百塊錢。要不先找警察問一問，看他們有些什麼好的建議？下飛機的時候，我已經把行李寄存在機場的行李寄存處了。現在是輕裝，習慣性地，我截了一輛警車，是一個女警察。我把我的情況跟她說了一遍，我說我是中國人，主要是帶的錢不多，不想住太好的旅館，看有什麼別的地方好去住幾天？首先，她建議我去難民營，說這裏有一個難民營，正住著一撥從泰國來的難民。我問她還有沒有別的什麼更好一點的選擇？她想了一想，說：要不去中國餐館？我說：行！她用警車裏的電話跟警察局彙報了一下，便讓我坐上警車，帶我去了附近的一家中國餐館。中國餐館的經理對警察說：“就把他交給我們吧！”警察走後，中國餐館的經理就把我帶到邁阿密大學的中國學生宿舍。
當然，在美國，警察不是隨便能找的。大多數情況是警察來找你。要是警察真來找你了，多半不是什麼好事。
妻子來了以後，我們住進了邁阿密大學的宿舍。晚上從餐館打工回來，學校停車場都泊滿了，總找不到泊車的位置。我總是泊在停車場的邊上，車子有一大半在停車場，卻有兩個輪子壓到了停車場邊的草地。我總覺得這不算什麼，因為我們是買了準許泊車的許可證的。你學校收了錢，總得讓我有個泊車的地方吧？
有一陣，警察每天來給我一張罰單，說我壓草地了。那天星期天，我正要上班去餐館打工，看到車前玻璃的雨撥上，警察又罰了我一張新的罰單。一想到一天打工的工錢就讓警察罰沒有了，氣就不打一處來。我開著車就去追那輛警車，要找警察評一評理。警察沒注意我來找她，在另外一個停車場停下來，女警察下了車，一扭頭，看到我怒氣衝衝地開著車向她衝來，馬上就呼叫了增援。很快很多警車就圍了過來，我還手裏拿著罰單，要跟他們評理。他們要抓我。幾個警察商量了老半天，然後一個警察走過來說要逮捕我，罪名是襲警，刑事重罪Felony。
我還要爭辯：“這是在校園停車場呀！”他們幫我帶上手銬。
“你現在有權不說話，但是你說的所有話，都將作為呈堂證供。”警察對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