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87、1990年兩次出訪日本時，正值日本躍居世界最大債權國、最大貿易順差國和最大外彙儲備國之時，也是日本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不計歐盟)之日，與今天的中國全都相似。不同的是，日本不是靠巨量勞力、巨量資源透支和巨量市場崛起的。僅這一點，決定了當時的日本與現在的中國完全不同。不同在於，日本當時還是世界最大技術進口國、最大資本輸出國和國際競爭力最強國，當下的中國顯然不是。兩國的這個差別，意味著日本當時是靠“技術立國”的製造業崛起的，是靠比西方還過硬的“短、小、輕、薄”的日本貨崛起的。如你所知，是豐田、日產、本田、三菱、鬆下、索尼、東芝、日立、夏普、任天堂、尼康、佳能、精工、卡西歐、西鐵城、雅馬哈、富士、三得利等壓垮了歐美品牌才崛起的。“技術立國”是貫穿戰後70年的日本基本國策，當年日本GDP的“60%靠科學技術取得，勞動、資本隻占40%。”(《經濟企劃廳報告》)
但同是躍居第二，中國GDP的60%是支撐建築業的勞動、資本的高投入取得的，技術創新也遠遠達不到40%。你看到全球市場上，能與日本貨競爭的中國品牌少而又少。所以，中日到底不一樣在哪裏呢?同是供給全球的製造業大國，日本主要靠技術創新與效率提升取勝，而中國主要靠薄利多銷取勝，靠勞動與資本的高投入取勝。有數據顯示，2000~2006年間，國內企業在美國一共獲得3447項專利，而同期來自日本的專利是24.1萬項，台灣是3.9萬項。可以看出，日本的GDP第二，是躍居了食物鏈上端的第二，是靠智能勞動拿大頭的第二，也是勞心者治人的第二。而中國眼下的第二呢?隻是屈居食物鏈下端的第二，是靠出賣苦力拿小頭的第二，也是受治於人的勞力者的第二。
這也就是說，日本躍居第二時，已經是個高度技術化、工業化的國家。不同於中國目前的“無技術工業化”。什麼叫趕超?對於後發劣勢國家來說，殘酷的競爭規則是:超過了才叫趕上了!作為後發追趕國家，日本沒有中國這樣的勞力、資源與市場的數量優勢，假設不是在技術與效率上超過了西方，就不可能躍居第二。1990年日本平均月薪已達2.5萬人民幣，跟美國平均工資持平。日本製造業的出口，一直是在滿足內需之後，產能溢出，才供給全世界的。而我國則不同了，我國製造業出口的背後是內需不振，是在國內市場低工資、低福利、低人權的“三低”基礎上去供給國外市場的，不是嗎?
市場競爭為什麼殘酷?因為市場是“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掌控智能勞動也就占據了食物鏈上遊。提供代工服務的國家受人掌控，不得不屈居食物鏈的末端。從“8億件襯衫換回一架飛機”，到一部賣360美元的蘋果iPhone手機，富士康僅賺6.5美元，表明同為“世界工廠”，中日兩國的確大不相同。國內2011年平均月工資不足3千元，幾乎是同年日本平均月工資的1/10。所以，同是躍居第二，日本是躍居為“治人”的勞心者角色，中國還屈居受治於人的勞力者角色，不是嗎?近年國內“不做富士康，要做蘋果，不做5億件襯衫，要做1架波音飛機”的聲音多了起來，讓我聯想起那段不做1萬桶紅油漆，要做畫龍點睛的那一小桶白油漆的相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