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際秩序的百年嬗變
世紀之交的國際局勢可謂是紛紜複雜、變化多端。從科索沃戰爭到阿富汗戰爭，再到伊拉克戰爭，給人的感覺是，當今世界仍然是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大行其道的世界；“9·11”事件以及此後的一係列惡性恐怖事件，又使人覺得當今世界是恐怖主義大行其道的世界；許多現象讓人感到，當今世界是漆黑一片，未來也不光明。
如果我們把目光聚焦在不同的領域和地域，就會看到彼此大不相同的圖景：中東是個民族、宗教衝突之地，和平遙遙無期；非洲到處是部族衝突、種族仇殺；南亞也充滿著衝突的種子；東亞雖然尚無戰事，但卻處在軍備競賽的陰影下；朝鮮半島在冷戰結束10餘年後，仍然處在因冷戰而發的分裂之中，而且核危機還不時地牽動著整個世界的神經；從中亞經中東、南亞，到東南亞，則是恐怖主義多發的、不穩定的“動蕩弧”……這些圖景似乎在告訴人們，當今世界仍然是不太平的，和平問題並未解決，而且新的矛盾卻不斷湧現，世界不安定因素增多。難怪布熱津斯基曾預言，在21世紀前夕，全球有可能失去控製，陷入混亂。但是，在美洲、歐洲、大洋洲、亞洲的部分地區，卻很少見到戰火硝煙，這裏的人民享受著和平，而且有些地區，比如歐洲，正在向一體化邁進，民族仇、國家恨已逐漸被遺忘，各國都在分享著民族和解的“紅利”。
在經濟社會發展方麵，有些所謂的“失敗國家”好像已經絕望，它們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但是有些發展中國家卻在快速發展，在追趕發達國家的賽場上奮進，其速度和氣勢讓發達國家驚歎，甚至生畏。
如果靜止地看這些不同的圖景，很可能得出這樣的結論：當今世界是混沌的、無序的。但是，如果我們用發展的觀點看問題，將當今世界與過去相比較，特別是同一個世紀前相比較，我們就會透過紛繁的表象看出：世界在進步。科學技術在進步、生產力在進步、社會在進步、人們的生活在進步、人的觀念在進步，特別是國際秩序也在進步。
在20世紀，國際秩序，特別是國際政治秩序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審視21世紀初的世界，可以看到，現行的國際秩序雖然仍存在著很多不合理之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仍任重而道遠，但與20世紀初比較起來，還是有了很大的進步。
20世紀初的國際秩序有兩大特征：一是歐美列強占絕對統治地位；二是沒有維護國際秩序的保障運行機製。關於第一個特征，用列寧的話說就是“最大資本主義列強已把世界上的領土分割完畢。” 那時，被帝國主義列強占領和控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領土麵積共計8940萬平方公裏，占世界土地總麵積的2/3；人口約93000萬人，占當時世界總人口的56%。“整個世界劃分為進行壓迫、掠奪的少數帝國主義國家和處於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庸狀態的多數被壓迫國家和地區。” 日本雖然已經躋於列強行列，但地位與作用十分有限。一些處理國家之間關係的原則隻適用於歐美。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在1878年柏林會議上曾放言，隻有歐洲才有權批準獨立。這是當時國際秩序的真實寫照。到20世紀初時，美國加入了“有權批準獨立”的行列。關於第二個特征，當時的世界處於絕對的無政府狀態，沒有一個有權威的國際組織來調節國家間的關係，列強在爭奪殖民地和勢力範圍上的矛盾不能得到有效的調節，最終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第一次世界大戰引發了俄國十月革命，嚴重衝擊了原有的國際秩序。帝國主義列強的一統天下被打破，殖民體係開始瓦解。歐美列強為了協調他們之間的關係，維護國際秩序，建立了國際聯盟。盡管國際聯盟是建立世界性國際組織的有益嚐試，並為後來建立聯合國提供了有價值的經驗教訓，但是由於當時世界大國的局限性及客觀環境的限製，它在維護國際秩序上是不成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就充分表明了這一點。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使人類遭受空前慘重劫難的同時，也使世界主要國家認識到了建立世界性國際組織的必要性。聯合國應運而生，其主要宗旨就是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發展各國間的友好關係，促進國際合作，協調各國行動。與國際聯盟相比，聯合國的一大特點就是建立在所有會員國主權平等原則的基礎之上，即國家無論大小，均可加入聯合國，一切會員國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這一原則對保障中小國家權益、約束聯合國的行動有著重大意義。可以說，這是國際秩序的一個重大進步。
然而，由於各種原因，聯合國在成立初期很難獨立發揮作用。在許多重大問題上，聯合國都受美國的操縱。美國是聯合國的主要創建者。聯合國誕生之時，正是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霸主之日，那時，美國的綜合實力達到巔峰：經濟總量占世界50%強；擁有世界最強大的海軍；世界唯一擁有核武器的國家。那時的美國，一手拿著美元，一手拿著原子彈，橫行天下，不可一世。美國推動創建聯合國的目的，就是要把聯合國變成維護美國霸權，實現美國意誌的工具。而新生的聯合國自然無力挑戰美國，隻能是受美國操縱。這集中反映在美國對華政策和恢複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問題上。
中國作為二戰期間反法西斯同盟的重要成員，也是聯合國的創始國和擁有否決權的常任理事國。中國共產黨作為一支重要的反法西斯力量，也參與了聯合國的創建工作。董必武作為中國解放區的代表參加了出席舊金山會議（聯合國憲章的製憲會議，1946年2-6月舉行）的中國代表團，並在聯合國憲章上簽了字。 在舊金山會議前夕，中國共產黨表明了支持創建聯合國的態度，毛澤東發表聲明：“中國共產黨對保障戰後國際和平安全的機構之建立，完全同意敦巴頓橡樹林會議所作的建議和克裏米亞會議對這個問題所作的決定。中國共產黨歡迎舊金山聯合國代表大會。中國共產黨已經派遣自己的代表加入中國代表團出席舊金山會議，借以表達中國人民的意誌。” 新中國成立後，作為國際法主體，本是1949年前的中國的延續，理應享有中國在聯合國固有的合法地位及其他一切權利，這是《聯合國憲章》所肯定的國際法原則，也符合國際慣例。中國政府也一再表達要求：派代表參加聯合國各機構工作，把所謂“中華民國”代表驅逐出聯合國。中國政府還任命了出席聯合國會議、參加聯合國工作的代表團。
然而，美國出於反共主義冷戰的需要，利用其對聯合國的控製力，阻止新中國合法席位的恢複。不僅如此，美國還一再操縱聯合國通過攻擊中國的決議，壓製中國，幹涉中國內政。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就組織了以它為首的包括16個國家的所謂“聯合國軍”，介入朝鮮戰爭；中國誌願軍入朝作戰後，1951年2月1日，美國操縱下的聯合國大會通過了誣蔑中國為“侵略者”的決議；隨後，5月18日，聯大又通過了對中國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實行禁運的美國提案；美國還利用聯合國在台灣問題上幹涉中國內政。
新中國成立後，中美之間就在恢複中國的聯合國合法席位問題上進行了尖銳的鬥爭。這一鬥爭過程體現了中美兩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影響此消彼長的態勢，也體現了美國與聯合國之間操縱與反操縱的鬥爭曆程。這場鬥爭曆時22年，大體經過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49年10月至1960年，鬥爭的焦點是美國阻撓聯合國大會討論中國代表權問題。按常規，恢複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隻是一個程序性問題，也就是代表的全權證書問題。然而，在美國操縱下，中國代表權問題被複雜化，並被擱置、拖延長達10年之久。1950年9月，在五屆聯大上，蘇聯和印度分別提出的恢複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的提案遭否決。此屆聯大還決定：由大會組成7人特別委員會，審議中國代表權問題；在未得出結論之前，仍由“中華民國”的代表出席聯合國會議。這等於將中國代表權問題無限期地擱置起來。不久，中國人民誌願軍入朝作戰，美國又以所謂“中國侵略朝鮮”之類的借口，阻撓聯大討論中國代表權問題。一些會員國迎合美國的意誌，對中國代表權問題采取了回避或拖延解決的態度，使得聯大以“時機不成熟”、“情勢不利”等理由推遲討論中國代表權問題。然而，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和越來越多的亞非拉獨立國家加入聯合國，聯合國內的力量結構逐漸變化。在聯大通過推遲討論“中國代表權”問題提案時，美國得到的多數票逐年減少。在1960年第15屆聯大表決美國提案時，以42票對34票通過，美國提案僅得到8票的微弱多數。美國已經認識到，用拖延、推遲討論的辦法來阻撓恢複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將很難奏效了。
第二階段從1961年至1971年，鬥爭焦點是美國利用“重要問題”案阻撓中國恢複聯合國席位。1961年，第16屆聯大總務委員會通過了討論中國代表權的議題，第一次突破了美國所設置的障礙。但是美國又采用新的招術繼續阻撓中國合法席位的恢複。美國設法使此屆聯大通過了一項把中國代表權問題作為“重要問題”的決議，而“重要問題”決議須由聯大2/3多數同意才能做出決定，如果是“程序性問題”決議，則隻須過半數即可通過。很顯然，美國的阻撓繼續延遲了中國重返聯合國的進程。然而，到了70年代初，美國認識到，即使利用“重要問題”案也難以繼續阻止中國重返聯合國。在1970年的第25屆聯大上，阿爾巴尼亞等18國提出的恢複中國合法席位的提案首次獲得了簡單多數（51票讚成、49票反對，25票棄權）。雖然因被作為“重要問題”案，不足2/3多數票而未獲通過，但卻傳遞出一個重要信息：中國重返聯合國已為時不遠了，這是不依美國的意誌為轉移的。
在1971年的第26屆聯大上，美國一方麵再一次提出“重要問題”案，另一方麵又炮製了“雙重代表權”案（既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進入聯合國，又“不剝奪中華民國的代表權”）。“雙重代表權”實際上是搞“兩個中國”，自然遭到中國政府和多數聯合國成員國的堅決反對。不過，美國的舉動已經表明，在恢複中國席位的鬥爭中，美國已處於守勢。9月22日，聯合國總務委員會討論第26屆聯大議程時，決定把關於驅逐蔣介石集團、恢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席位的提案，放在美國“雙重代表權”提案之前審議。如果前麵的提案被通過，“雙重代表權”提案就成了廢案。美國遭到關鍵性的失敗。10月25日，第26屆聯大在表決阿爾巴尼亞等23國提出的“恢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一切合法權利和立即把國民黨集團的代表從聯合國及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的決議（2758號決議）時，以76票讚成、35票反對、17票棄權的壓倒多數通過。 美國遭受了自聯合國成立以來“最慘重的失敗”。
聯合國2758號決議的通過，宣告了美國阻撓中國重返聯合國以及製造“兩個中國”圖謀的徹底破產。這一結局完全出乎美國政府的預料，正如尼克鬆後來回憶的：“這比我們原來預料的要走得遠得多；我們原以為最大問題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被接納而享有同等地位以後，勸說台灣仍舊呆在聯合國裏。” 更為重要的是，2758號決議的通過，標誌著美國操縱聯合國的曆史已經一去不複返了，聯合國與美國關係的曆史，由此開辟了新的篇章。此後，美國不得不以平等的夥伴關係來對待聯合國。美國可以用拖欠會費等辦法來刁難聯合國，也可以避開聯合國對一個主權國家動武，但是卻不能再將自己的意誌強加給聯合國。美國駐聯合國代表（老）喬治·布什在2758號決議表決結束後雖然“感到悲傷”，認為這是一個“丟臉的時刻”，但不得不承認：“任何人都不能回避這樣一個事實——剛剛投票的結果實際上確實代表著大多數聯合國會員國的看法。” 在“大多數”麵前，美國霸權失能了。
冷戰結束後，美國成為惟一超級大國，其霸權地位得到提升，美國與聯合國的關係麵臨新的考驗。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和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美國率領一些盟友不經聯合國授權就對一個主權國家、聯合國成員國動武，凸顯了美國的霸氣和對聯合國的不尊。然而，畢竟時代不同了，美國在很多國際事務中不可能包打天下，它需要大國的合作，更需要聯合國的合作。2003年伊拉克戰爭雖然使聯合國的權威受到嚴重損害，但是並不能由此就得出聯合國已經名存實亡或無所作為的結論。在伊戰爆發前，美國還是盡其最大努力爭取聯合國的授權，並把在聯合國授權下解決伊拉克問題作為優先的選擇。從2002年11月8日聯合國安理會1441號決議的通過到2003年3月這4個月間，美國施放出了空前的耐心，等待著對伊武器核查的結果並努力爭取安理會成員國的支持。美國爭取聯合國授權失敗後，它仍是打著執行聯合國決議、維護聯合國權威的旗號發動對伊戰爭。美國的表現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美國把聯合國的授權作為其發動對伊戰爭的全法性來源。後來美國在為自己的戰爭行為辯護時，仍是從聯合國尋找國際法依據，在它看來，發動對伊戰爭在本質上是符合聯合國決議精神的，隻不過是在授權程序上有點問題而已。其實，還有一個事實，可能美國沒有考慮到，這就是：在當今世界，聯合國還是國際道義的主要來源和載體。美國因為沒有得到聯合國的授權，所以僅有30幾個國家在伊戰中支持它，其他不支持美國的國家，並不是沒看到伊拉克薩達姆政權的劣跡，更不是同情、支持薩達姆，而是因為聯合國未支持美國。還需要注意的是，美國憑借超強的軍事實力，雖然順利取得了推翻薩達姆政權的勝利，但是在伊戰後重建問題上，它仍然需要聯合國的合作。2004年6月8日，聯合國安理會以15票對0票通過了第1546號決議，結束美英對伊戰領，認可伊臨時政府。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美國尋求聯合國合作的結果，也是美國霸權失能的又一次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