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百年國際秩序的演變，可以發現，雖然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仍有很大的市場，而且西方國家仍然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著主導作用，但是與20世紀初相比，到21世紀初，國際秩序有兩個突出的變化。第一，第三世界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明顯增大，國際地位大為提高，當今世界已經不是西方世界的一統天下，西方大國已經不能像過去那樣為所欲為，主宰一切，特別是主宰弱小國家的命運。這不僅體現在第三世界在聯合國等世界性國際組織內的發言權上，而且還反映在中國、印度、巴西等國家和“不結盟運動”、“七十七國集團”、“東南亞國家聯盟”等發展中國家國際組織的影響上。第二，聯合國作為現行國際秩序的最主要保障運行機製，其地位正逐漸確立並鞏固，作用日益增大，盡管它經常遭受美國霸權主義的挑戰。現行國際秩序雖然有很多局限性，需要改革、完善，但在維護世界和平、穩定，促進共同發展上也發揮著不可缺少的作用。
二、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
20世紀國際秩序的變遷，從表象上看是國家間力量對比變化的結果，但深層次的原因卻是世界若幹潮流或大趨勢的發展，世界潮流是國際秩序進步的最主要推動力。對推動國際秩序變遷作用較大的潮流有四個，即民族解決運動、多極化、和平與發展、全球化。
（一）民族解放運動
馬克思曾指出：殖民主義在給殖民地帶來深重災難的同時，又“充當了曆史的不自覺的工具”。 從殖民壓迫產生之日起，就開始了反抗殖民主義的民族解放鬥爭。當20世紀初殖民地被資本主義列強瓜分完畢時，民族解放運動也具有了國際性和世界性。特別是二戰後，民族解放運動風起雲湧，勢不可擋，殖民體係土崩瓦解。第二次世界大戰“給全世界工人階級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開辟了更加廣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現實的道路”。 所以幾乎與二戰結束相伴隨，民族解放運動掀起了高潮。在亞洲，1945年8月，朝鮮從日本殖民統治下獲得解放；9月，越南民主共和國成立，接著老撾和柬埔寨宣告獨立；1949年，新中國成立；從戰後初期到50年代中期，緬甸、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印度、巴基斯坦、錫蘭、約旦、敘利亞、黎巴嫩、伊朗等國相繼獲得獨立。亞洲的民族解放運動高潮被稱為“亞洲風暴”，它直接帶動了非洲的民族解放運動進入高潮。1956-1958年，突尼斯、摩洛哥、加納、幾內亞和馬裏先後擺脫了殖民統治。1956年7月26日，埃及宣布將英法控製的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沉重打擊了殖民主義，成為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到60年代，非洲共有32個國家獲得獨立，僅1960年一年，就有17個國家獲得獨立，因此這一年被稱為“非洲年”。非洲的民族解放運動被稱為“非洲覺醒”。與亞洲、非洲的民族獨立高潮相呼應，拉丁美洲掀起了反對美帝國主義和本國獨裁統治的鬥爭，成為世界民族解放運動高潮的重要組成部分。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民族解放運動再次掀起高潮。
對二戰後民族解放運動的曆史意義，毛澤東有過非常精辟的評價：“1776年美國獨立戰爭，1789年法國大革命，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都是偉大的，但是都沒有1945年以來這樣大的規模。” 毛澤東所言不過。從1945年到20世紀70年代末，共有78個國家獲得獨立。這極大地改變了世界政治地理狀況和政治格局。實際上，在二戰後的曆史中，除了美蘇兩大陣營的冷戰外，還有一個重要進程，這就是民族解放運動和第三世界興起。這從聯合國的構成就可以看出。在聯合國成立時，隻有51個成員國，而到了1971年第26屆聯大時，則有129個成員國。後增加的成員都是在二戰後民族解放運動高潮中新獲得獨立的國家。沒有這一變化，中國是很難取得打破美國阻撓、重返聯合國的勝利的。在表決2758號決議時，76張讚成票中有62票來自亞、非、拉國家，其中亞洲19個，非洲26個，拉丁美洲17個。聯合國成員國構成的變化使得美國等西方國家操縱聯合國的能力趨於下降，到了70年代初，美國已不可能像50年代初那樣利用聯合國來實現自己的意誌了。這是時代變化的定局，是世界潮流的必然結果。
對民族解決運動的發展態勢及其影響，美國是所有了解的。1960年，美國發表了哈佛大學國際事務中心的報告《意識形態與外交事務》，探討了二戰後三種最有影響的意識形態（共產主義、民族主義和“立憲民主”）在國際事務中所起的作用，表明美國智庫已經認識到民族主義（主要指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性。到1971年，在中國重返聯合國問題上，尼克鬆、基辛格心裏也很明白：“到最後，反正我們無論采取什麼立場總歸是要失敗的”。 明知要“失敗”，卻無可奈何，隻能等待著失敗的到來。在世界潮流麵前，霸權的力量是有限的。
第三世界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興起後，在世界的地位逐漸提高。第三世界擁有豐富的人力、物力資源和廣闊的市場，是世界經濟繁榮的重要源泉。第三世界國家的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的4/5，領土占世界總麵積的2/3。在聯合國190多個成員國中，第三世界國家占160多。絕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在獲得民族獨立後，都致力於本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作為整體，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發展速度長期高於發達國家，其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也不斷提高，在20世紀50年代僅占28%，到80年代已達到33%。一些發展中國家實現了經濟快速增長，成為新興工業化國家；像中國、印度、巴西這些大國，伴隨著經濟快速發展，其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作用也日益增大。在經濟、政治力量增長的同時，許多地區的發展中國家還實現了區域聯合，建立起來了地區性國際組織，如東南亞國家聯盟、非洲聯盟、阿拉伯國家聯盟、上海合作組織、裏約集團等。第三世界的壯大已成為20世紀後半葉國際政治生活中的一道亮麗的風景線，而且這個進程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仍然引人注目。亞歐首腦會議、八國集團峰會南北首腦會議、亞太經合組織等國際組織的出現，表明發達國家已經認識到第三世界的重要性，想要加強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合作。
（二）多極化
聯合國能逐漸擺脫美國的操控，發揮自己獨立的作用，還直接得益於世界多極化進程。而多極化進程的孕育則始於美國霸權的止盛轉衰。二戰結束初期，美國的綜合實力達到巔峰。然而，好景不長。蘇聯首先挑戰美國的霸權。經過柏林危機，蘇聯守住了雅爾塔協議賦予它的利益；1949年，蘇聯成功試爆了原子彈，打破了美國的核壟斷。
第二個挑戰美國霸權的力量是民族解放運動。盡管美國在二戰後以支持民族解放運動為名到處挖英法等老牌殖民主義的牆角，搶占它們的勢力範圍，以圖建立自己的新殖民帝國，但是很多新獨立的國家並未跟著美國的指揮棒轉，而是成為超越美蘇兩大集團的第三種力量，即第三世界。從“亞非會議”到“不結盟運動”興起，再到“七十七國集團”形成，第三世界發展成為一支國際舞台上不可忽視的力量。
美國霸權的第三個挑戰者來自西方集團內部。從50年代末開始，特別是60年代以後，西方陣營內部的力量對比發生了顯著變化：西歐和日本的地位上升，美國則相對衰落，到60年代末形成了美、歐、日三大經濟中心鼎立的局麵。與之相應，西歐和日本對美國的政治上離心傾向越來越嚴重。1958年，歐洲共同體成立，其宗旨之一就是使西歐國家擺脫美國的經濟控製；60年代，法國奉行“戴高樂主義”，實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退出北約軍事一體化機構，發展自己獨立的核力量，在西方國家中率先同中國建交；60年代末70年代初，聯邦德國提出並實施“新東方政策”，同蘇聯和東歐國家“緩和與關係正常化”。 日本雖然沒有法德那樣大的政治性動作，但也開始尋求擺脫美國的控製，走向自主外交。特別是日美貿易磨擦，到70年代初已尖銳到這樣的程度：促使尼克鬆政府“考慮用共產主義中國作為平衡越戰後日本在亞洲的影響的砝碼”，“對日本打一種中國牌”。
在世界各種“非美”力量崛起的同時，美國自己的力量卻不斷衰落。繼1960年10月爆發了第一次美元危機後，從1968年3月到1971年5月，又先後發生了6次美元危機，導致美元正式貶值，信用急劇下降。1968年對美國來說可謂是厄運之年：遭受了兩次美元危機；兩位名人（小馬丁·路德·金和羅伯特·肯尼迪）被刺；政治動亂和街頭騷亂不斷。有的學者將這一年的政治動亂稱為“1968年革命”。 在這場革命中，“整個社會幾乎已經處在文化上和社會上爆發內戰的邊緣”，“幾乎所有一切都要崩潰了”。 這些國內危機與美國在越南戰爭中的失敗遙相呼應，而越南戰爭客觀上成了美國國內危機的重要根源。在1968年的新春攻勢中，越南南方人民的武裝力量殲敵25萬多人，其中包括8萬美軍，擊落擊傷敵機3000多架，擊毀敵坦克3000多輛。越南戰爭是美國霸權衰落的重要標誌，並且成為促使美國在美蘇較量中轉為守勢的重要因素。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尼克鬆提出了“五大力量中心”說，並開始調整美國的全球戰略及對外政策。1970年2月8日，尼克鬆向國會發表了題為《70年代美國的對外政策：爭取和平的新戰略》的國情谘文，公開承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發號施令的時期“已經結束”，美國的處境就像古希臘和古羅馬帝國的衰落時期，遇到了“連做夢也沒有想到的那種挑戰”。隨後，他承認，當今“世界上有五大力量中心”，即美、蘇、中、日、西歐。 多極化的輪廓已經初步顯現。
冷戰結束後，美國成為唯一超級大國，美國的霸權又得到加強。這一方麵是由於美國的綜合國力在冷戰後確實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但另一方麵，而且是更主要的方麵，在於蘇聯解體和俄羅斯的衰落，使得美國的比較實力大增。就如同長跑比賽，當第二名緊跟第一名並總是躍躍欲試要超過他時，人們並不覺著第一名有什麼了不起；而當第二名被第一名遠遠甩開的時候，人們才會驚歎第一名的出色表現。其實，這種情況並不一定是第一名提高了速度造成的，很可能是第二名減速或跌倒引起的。冷戰後的大國關係就與這種情況相似。美國的實力雖然有大幅度提升，但與二戰後初期不可同日而語。在美國成為惟一超級大國之時，歐盟、中國的實力也都有引人注目的提升，而且與美國的差距在縮小。此外，印度、巴西等“準力量中心”的實力也有明顯增強。所以，當今世界並不是美國獨霸的單極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