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後，有兩個相反的趨向同時在發展：一方麵，好像美國更加強大，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與作用越來越重要，就像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和剛剛過去的伊拉克戰爭中所體現出來的那樣；但是另一方麵，美國霸權又時常失能。這表明，當今世界格局正處在一個單極與多極並行、競爭、較量的時期。從冷戰後的短時段看，美國霸權確實有所加強，多極化遭遇挑戰；但是如果從長時段和曆史發展的大趨勢來看，多極化的生命力更強一些。當初促使多極化趨勢初步顯現的那此因素，如第三世界的壯大、世界力量中心的增多、聯合國越來越獨立自主等，不僅現在仍然在發揮作用，而且還不斷強化。相比之下，促使美國霸權加強的因素則更具暫時性和偶發性。總之，美國霸權是波浪式地衰落，其加強是衰落進程中的加強；而多極化則是波浪式地發展，其遭遇的挫折是前進中的挫折。
（三）和平與發展
雖然國際社會直到70年代以後才認識到“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兩個重要課題或主題，比如社會黨國際在1978年11月的第14次代表大會上，就對和平與發展問題進行了討論，並將之看成是“兩個具有廣泛意義和彼此相關的議題”， 但是“和平與發展”取代“戰爭與革命”而成為時代主題這一進程在二戰結束不久便已開始了。
就拿和平問題來說，兩次世界大戰給人類帶來巨大災難，二戰後，全世界人民，尤其是直接遭受戰爭之苦的歐洲、亞洲以及美國人民都渴望和平、痛恨戰爭。多數國家的當權者和政治家也不願發生戰爭，而且還為避免戰爭努力尋找辦法。有“戰爭領袖”之稱的丘吉爾在行將退出政治舞台前寫道：“我殷切地希望，新舊一代能夠糾正以前的一些錯誤，從而根據人類的需要和光榮，控製住正在展開的可怕的未來景象。” 二戰後，各種和平運動風起雲湧，和平組織層出不窮，表明和平已深入人心，成為一股不可抗拒的曆史潮流。孫中山說過：“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在這種和平潮流下，誰敢像希特勒那樣發動戰爭，誰就會遭到世界人民的唾棄，誰就會滅亡。美蘇兩國當權者當然了解這一事實，不敢逆曆史潮流而動。這種狀況隨著形勢的發展越來越明顯。進入50年代後，國際緊張局勢出現了緩和的跡象。1952年2月，西歐各國不顧美國的反對，參加了莫斯科國際經濟會議；1953年2月，印度總理尼赫魯提出了“第三地帶論”，顯示出印度要實行一種不加入美、蘇兩大陣營任何一方的和平外交路線；同年3月，斯大林逝世，蘇聯開始展開積極的和平外交；同年5月，英國首相丘吉爾提議舉行以英、美、蘇為中心的大國首腦會談，這一建議得到了反對黨工黨的支持；同年7月，朝鮮停戰協定簽署；1954年7月，日內瓦協定簽署，協定保證印度支那三國各自的獨立、統一與和平；1955年4月，萬隆會議召開；同年7月，美、英、法、蘇四大國首腦在日內瓦舉行會談，通過協商，表達了不進行戰爭的熱情，產生了“日內瓦精神”。二戰後，民族解放運動不斷掀起高潮，絕大多數國家都擺脫了殖民統治，取得了政治上的獨立。而在這個過程中，並未像二戰前那樣普遍遭到宗主國的殘酷鎮壓，相當多的國家是通過和平方式取得民族獨立的，獨立後又同原宗主國保持著密切關係。這一係列現象表明了世界各國求和平的願望，也表明了大國正努力尋求用和平方式處理國際事務的趨向。以後，國際局勢緩和的趨勢越來越加強，最後發展到就如鄧小平所分析的那樣，“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長超過戰爭力量的增長”，“真正支持戰爭的沒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對戰爭的。” 就是美國人民也是熱愛和平、反對戰爭的。在1969年10月15日的“反對越南戰爭大示威”中，有25萬人赴華盛頓參加示威。美國人民的反戰運動給美國政府造成了極大壓力，促使其調整對越政策。在2002-2003年的伊拉克危機中，布什政府一再將武力“倒薩”的時間拖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顧及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反戰浪潮。
就發展問題來看，二戰後國際政治的一大特點就是經濟實力在國家綜合實力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國家和地區間的發展競爭越來越激烈。美國由於過於將資源和精力用於國際軍事競爭上，從而放鬆了對國內發展的關注，終而導致美國的相對衰落，西歐、日本趁機崛起。尼克鬆政府對此已有所認識。在1971年7月6日堪薩斯城講話中，尼克鬆說：二戰結束時，美國無論在軍事上還是經濟上都處於世界第一位，但是“過去25年已經發生了非常巨大的變化”，“美國不再是從經濟角度來說的世界頭號國家，超群的世界強國，也不再僅僅有兩個超級大國，當我們從經濟角度和經濟潛力來考慮問題時，今天世界上有五大力量中心”。正是基於這種認識，尼克鬆才提出“從那些我們攤子鋪得太大的地區削減我們承擔的義務”，“將側重點放在優先地區”，並“開始較多地注意歐洲”。 為此，美國必須緩和同中國的關係，結束同中國的對抗狀態。美國要削減它所“承擔的義務”，從一定意義上說是要改變在經濟發展上相對滯後的局麵，這是美國國家利益的需要，客觀上也是與求發展這個世界潮流相吻合的。求發展是當今世界人民的普遍願望，也是美國人民的要求。冷戰後的美國第一次大選，選民拋棄剛剛打贏海灣戰爭的大英雄（老）布什，選擇承諾將發展本國經濟放在首位的克林頓，就很能說明問題。
冷戰結束後，隨著兩極格局的解體，一係列新矛盾、新問題出現，特別是霸權主義表現出了新的特點，對世界和平構成了新的挑戰和威脅。鄧小平敏銳地觀察到，冷戰結束並不意味著“和平與發展”這兩大問題得到解決。他指出：“和平與發展兩大問題，和平問題沒有解決，發展問題更加嚴重。” 在南巡談話中，他再次強調：“世界和平與發展這兩大問題，至今一個也沒有解決。” 他還認為，這兩大問題沒有解決的最主要原因就是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存在。
但是，和平與發展這兩大問題未解決並不能否定它們是時代主題。與冷戰時期相比，冷戰後的國際局勢還是相對緩和，爆發世界大戰的可能性比冷戰期間更小。
冷戰的結束是以非戰爭的方式實現的，這是自國際體係形成以來，首次未經過戰爭手段而結束兩大軍事集團的對立狀態。這一結局本身就是“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深化的結果，同時又反過來促進了時代主題的進一步深化。雖然如鄧小平所指出的：“可能是一個冷戰結束了，另外兩個冷戰又已經開始……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但這種“冷戰”與兩大軍事集團對峙和激烈軍備競賽那種冷戰相比，其引發世界大戰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因為世界大戰的一個前提條件就是尖銳對立的軍事集團的存在。正如鄧小平所說的：“美蘇兩家打不起來，就沒有世界大戰”，盡管“小的戰爭不可避免”。 誠然，美國的霸權主義在失去另一個霸權主義超級大國的製衡後而惡性膨脹，從而導致幹涉它國內政，甚至武力推翻它國政權的事情增多，但這種幹涉與動武引起世界大戰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與冷戰期間相比，冷戰後國際局勢相對緩和除了表現為沒有軍事集團對峙外，還表現在另外幾個方麵。其一，局部熱戰，如在海灣地區和巴爾幹地區，雖然未能避免，但其規模和烈度及對世界和平局麵的影響，要比冷戰期間某些局部熱戰如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小得多。其二，雖然美、日等國在增加軍費預算，並進行高新科技武器的研究與開發，美國甚至還發展導彈防禦係統，但世界範圍內的軍備競賽尤其是核軍備競賽要比冷戰期間緩和得多。
從更寬廣的範圍看，冷戰時期製約戰爭的因素不僅仍然存在，而且還有所發展：第一，世界人民更加反對戰爭，要求維護和平；第二，東西矛盾已不再像冷戰時期那樣尖銳；第三，多極化趨勢仍客觀存在；第四，發展競爭越來越激烈，全球化趨勢加強；第五，科技進步的勢頭不僅未減緩，反而更加迅猛。科技進步的趨勢使國際競爭的主戰場逐漸由軍事領域轉向經濟、科技領域，這無疑有利於減緩利益衝突國家之間的軍事對抗，有助於削弱戰爭因素；第六，核軍備競賽雖然比冷戰期間減弱，但美、俄等國龐大的核武庫仍然存在，仍然能夠毀滅整個人類和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而世界大戰甚至大規模的地區戰爭，極有可能引發核大戰，這是所有國家特別是大國必須認真對待的。
總之，在存在兩大軍事集團尖銳對峙的冷戰期間，“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這一命題尚能夠成立，那麼在冷戰結束後，這一命題就更有生命力了。
（四）全球化
全球化是當今世界一大潮流已得到公認。全球化對國際政治帶來深刻的影響。單從世界格局和國際秩序的角度講，雖然全球化為美國推進霸權戰略提供了很好的機遇，但是同時又在製約著美國霸權戰略的推進。
全球化使國際力量發展的不平衡性加強，促進多極化趨勢的發展。世界各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是客觀存在的現象，這種不平衡促進了國際行為主體的多元化，而多元化正是國際關係格局向多極化演變的基礎。全球化是造成世界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重要因素。那些善於抓住全球化所帶來的發展機遇的國家，可以實現經濟快速增長，在較短的時間內國力迅速增強。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增大了落後國家實現快速發展，甚至趕超發達國家的可能性。發展中國家雖然在融入全球化的過程中可能會遭受某些方麵的嚴重損失，但卻獲得了發展所必需的條件。如下兩個事實有助於說明這一點：一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速度從總體上長期高於發達國家；二是一些發展中大國和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綜合國力與發達國家間的差距正逐漸縮小。比如，中國與美國綜合國力的差距已由中國改革開放前的大約1:20縮小為大約1:8，而且中國的經濟仍然在以比美國快得多的速度增長。還有一些國家如巴西、印度、墨西哥、韓國，也都在較短的時間內使國力有了大幅度提升，它們極有可能在21世紀的國際關係舞台上充當重要角色。這是美國所阻攔不了的。正是因為這樣，美國一方麵要推行霸權戰略，另一方麵也不得不承認多極化是個大趨勢。一些國際戰略家對未來世界格局也做出了富有見地的分析。著名英國學者布瑞恩·彼得漢姆（Brian Beedham）在《新的地緣政治》一文中預測了2050年時的世界地緣政治形勢，認為屆時可能出現6個巨大的權力中心，即：美國、歐洲聯盟、中國、俄羅斯、日本和印度。 這種狀況是與多極化趨勢相吻合的。一個非常值得深思的實事是：雖然美國在經濟、科技等方麵占有很大的優勢，而且在20世紀90年代經濟發展勢頭較好，但從長遠來看，美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所占的比重卻呈下降趨勢，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在50年代曾占世界的一半還多，而現在隻占1/3。
此外，全球化還使世界各國經濟利益緊密相聯，全球性問題日益突出，世界各國所麵臨的安全威脅多樣化，等等，這些因素都促使包括超級大國美國在內的世界多數國家尋求同其他國家的合作而不是對抗。這有利於多極化的推進以及國際秩序的進一步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