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共主義曾主導美國冷戰時期的對外政策。美國對蘇遏製戰略就是在反共主義思想指導下製定的。冷戰後，反共主義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影響有所下降，但並未消失。反共主義就滲透在美國對華政策中，並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
一、誰是敵人，誰是朋友？
從美國全球戰略的演變情況來看，美國非常重視對“戰略競爭對手”的判定。在美國戰略家看來，戰略競爭對手是威脅美國霸權地位的最主要因素，其他各種危險和威脅，諸如恐怖主義、無賴國家、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等，隻能對美國霸權戰略的實施起到幹擾作用，而不能起顛覆性的作用。在判定戰略競爭對手上，現實主義強調對手的能力，即隻要對手強大，就對美國構成威脅；而理想主義則強調對手的“敵意”，即對手對美國是友好還是敵視更為重要。就後者來講，判定敵意的最重要標準之一就是意識形態，即遵奉與自由民主主義相對立的意識形態的國家，更傾向於對美國有敵意。共產主義是與自由民主主義嚴重對立的意識形態，遵奉共產主義的國家在本質上是美國的敵人。
當然，對美國來說，意識形態隻是一麵旗幟，更重要的是旗幟下麵的內容。按照美國的邏輯，蘇聯模式的共產主義肯定是威脅；如果遵奉共產主義的國家實現了市場化和民主化的改造，對美國的敵意就會減弱甚至取消，就有可能不是威脅。所以，是否實行民主製度（當然是西方標準的）就成了美國判定“敵”“友”的重要標準，而在世界推進民主則成了美國對外戰略的重要目標之一。推進民主是美國意識形態外交的主要表現形式。美國新的國家安全戰略雖然將反恐防擴提升為超越其他任務的“第一要務”，與之相應沒有像克林頓政府那樣將推進民主作為“三大支柱”之一，但是推進民主仍受到高度重視並貫穿於整個國家安全戰略。新《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稱美國自己是“一個偉大的多種族民主體”，讚揚“民主進程”在台灣、韓國、拉丁美洲立足，稱印度和美國是“兩個最大的民主國家”、俄羅斯“正在爭取民主的未來”。在闡述化解地區衝突時，將推進民主作為最根本的途徑。在談擴大全球發展問題時，強調要通過“建立民主基礎設施”來達到目的。在談到中國時提出，“中國的民主進程對其未來至關重要”，並對中國在民主進程上的步伐表示疑慮。
可見，民主問題將繼續是影響美國對華戰略走向的關鍵因素。根據以往意識形態在美國外交政策中發揮作用的情況和變化規律看，當美國的安全和經濟形勢較好時，趨向於強化意識形態的作用；當美國安全和經濟形勢較差時，趨向於弱化意識形態的作用。“9·11”後，美國弱化了意識形態外交，但並不是放棄。2005年1月第二任布什政府就職後，對外政策明顯加強了意識形態色彩，布什在就職演說中將推進自由、民主作為美國對外政策的最高目標，新任國務卿賴斯還提出了“暴政據點”說，列出了伊朗、朝鮮、古巴、白俄羅斯、緬甸、津巴布韋六國為“暴政據點”國家。布什政府如此表達其對外政策，即有策略的考慮，也有戰略的考慮。從策略上講，這有利於爭取歐洲盟友對美國政策的支持，並消彌已經出現的美歐裂隙；從戰略上講，推進民主一直是美國的重要戰略目標之一。當然，這是否意味著美國對外戰略的重大轉變，推進民主是否將取代反恐防擴成為美國對外政策的首要任務，還有待於觀察。
＜布熱津斯基談中美關係前景＞
問：您怎樣評估中美關係的現狀及未來走勢？
答：總的前景看好。促使美國采取現行對華政策的兩大因素在相當長時期內不會消失。這兩大因素一是反恐戰爭，二是中國的綜合國力仍與美國有很大差距。
首先，反恐戰爭會持續相當長時間。
其次，中國的綜合國力要趕上美國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而中國不實現民主化就很難有長期的高速發展。
問：您認為中國實現民主化對發展中美關係很重要嗎？
答：中國如果實現了民主化，中美關係就有了更好的基礎。中國的政治改革不僅是影響中美關係的重要因素，也是影響台海兩岸關係的重要因素。
問：根據您提到的兩大因素，是否可以對未來中美關係抱樂觀態度呢？
答：可以這樣說，但也不能太樂觀。中美關係的未來在很大程度上還取決於兩國如何解決雙方所麵臨的短程問題和中程問題。短程問題是朝核問題，如果解決不好，後果嚴重，首先會刺激日本發展核武器。中程問題就是台灣問題。
問：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非常強調民主問題對中美關係的影響，您怎樣看？
答：我想他們的觀點的對的。隻要中國是由一個非民主形式的政府來管理著，中美關係就將受限製。我認為美中關係可能有理由保持良好，但正像那種思想所揭示的。比如科威特，肯定存在限製，使之同美國的關係不能太密切，因為它不民主。隻要中國由共產黨統治，中國就不會變成美國的盟友，雖然雙方會比較友好。過去，我們同許多不民主國家有這樣的關係。所以隻要中國有積極改進關係的願望，隻要人權問題不太糟，隻要存在和平共處與合作的可能性，你們就能夠同我們有良好的關係，即使不會像同日本、韓國、英國的關係那樣密切。在中國變成民主國家之前，我們不會同中國有盟友關係，但仍然能有良好的工作關係。
問：您怎樣評估中美關係的未來前景？如果中國變成了美國認可的民主國家，兩國關係就能順利發展嗎？
答：從美國人對天安門事件的反應來看，很多美國人曾相信中國會變成民主國家，當他們看到，中國沒有變成這樣，他們就做了非常負麵的反應。對中美關係來說，更加民主肯定意味著更好的關係。
問：很多因素了限製中國的民主進程，美國應該怎麼應對？
答：美國人是很有耐心的人民，他們是想要中國走得比已經走得更快。我擔心的是，美國人相信民主將是解決一切問題的方案。那也不完全正確。民主的中國將有很多變化。如果美國假定，中國民主了，一切都將變好，他們將再次失望。我肯定中國會變，中國會成為民主國家，並分享美國的價值觀。但是，我認為，要現實主義地理解民主，中國將仍然要有中國自己的政策，而不是美國的政策。
問：中國的民主進程與美國的要求之間存在著差距，這是否影響著美國的對華政策？
答：美國是急切的。我認為對美國來說，在人權、民主問題上批評中國是自然的。我也不認為，中國批評美國就是壞事。它們互相和平地批評。我不認為，美國對中國施加了主要的壓力，像很多人所批評的那樣，在中國推進民主。很多人認為，接觸是不成功的，說中國仍然是軍事化的，現在更強了。那種分析太簡單了。我認為，接觸是政策的一部分。我對長期態勢並不悲觀。
但是，我想強調的是，我不認為這個政權是足夠穩定的，民主更穩定。
問：怎樣看民主問題對未來中美關係的影響？您怎樣評價“民主和平論”？
答：越靠近現在，“民主和平論”越遭到批評。因為它依賴於你如何定義民主。
我想，中國民主中的真正問題是，就像你經常看到的來自於美國極右派和極左派的批評那樣，它涉及到一些像人權、法治、民主價值觀的引進。讚成這些觀點的美國的這些集團，有很強的影響對外政策的能力，但並不太強大。他們有時發出很重要的聲音，在一個特定的時候和問題上能夠影響對外政策。比如天安門事件時，關於中國民主、人權的觀點變得很強烈。所以民主、人權能夠對美中關係產生很強的影響的爭論是能夠發生的。它不會消失。所以在我看來，中國越是在民主上向著積極的方向推進，在政治進程公開化上邁出步子，允許多種聲音存在，允許非政府組織和個人表達他們的觀點，就越能對中美關係發展產生積極作用。首先，我知道那不會很快發生，但是越進步越好。如果中國在這些問題上能真正展示出進步，我想將會對中美關係產生很大的益處。
二、“民主和平論”
冷戰後美國意識形態外交的一個重要表現形式就是“民主和平論”，反共主義被納入到了“民主和平”的框架內。
亨廷頓認為：“民主的擴展對國際關係也有重要意義。” 此言極是。冷戰後，對西方國家的對外政策影響最大的理論之一就是“民主和平論”，這一理論突出地體現了民主問題對國際關係的影響。
“民主和平”的思想在200多年前就已出現。德國古典哲學的奠基人伊馬紐爾·康德在其1795年撰寫的《論永久和平》一文中就提出了由自由國家聯合起來建立“永久和平”的設想，這被看成是“民主和平”思想的發端。在20世紀，伍德羅·威爾遜、西奧多·羅斯福、哈裏·杜魯門都不同程度地提出過“民主和平”的思想。不過，直到20世紀80年代，“民主和平”思想才真正成為一種“理論”，並對國際關係產生深刻的影響。1983年，美國學者邁克爾·多伊爾在《康德、共和政體的遺產和外交事務》一文中正式提出並係統闡述了“一個自由民主國家同另一個自由民主國家從不打仗”這一命題， 被學術界認為是“民主和平論”的創始人。
進入90年代以後，美國的一些學者對“民主和平論”的興趣陡然大增，紛紛著書立說，對邁克爾·多伊爾的觀點進行大力闡發，從而形成一套較完整的理論。 “民主和平論”的主要論點是：從200多年國際關係史的現實看，實行民主製度（指歐美成熟的民主製度）的國家很少或不易彼此開戰；當它們之間產生利益衝突時，它們很少威脅使用武力，而是采用和平的方式加以解決或調和；即使有一定程度的衝突，也多半被有效地抑製在戰爭的臨界點以下。民主國家之所以不互相進行戰爭的原因有兩方麵：一是自由民主製度的約束，即民主國家的國內政治機製和公共輿論對政府起著有效的監督和平衡作用，進而製約政府的外交決策；二是民主理念和傳統所形成的自律，即民主國家之間有著相互尊重、合作與妥協的共同特點。 最後的結論是：隻要民主國家不打仗“這種現象持續下去，民主在世界範圍內的擴張就意味著和平地帶在世界範圍內的擴展。”
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和平論”在美國以外的西方國家也很有市場。比如西班牙學者費德裏科·馬約爾在談論民主問題時就說：“民主教育就是和平教育。” 這裏他也將民主與和平緊密聯係起來。
這裏不想對“民主和平論”內容本身進行評價，隻想說明這一理論對美國對外政策的影響。實際上，“民主和平論”早已為美國政府特別是克林頓民主黨政府所接受。早在入主白宮前，克林頓就在喬治城大學發表的競選演說中專門談論民主問題，聲稱由公民選擇領導人的國家，比用其他形式組成政府的國家更傾向於成為可信賴的貿易和外交夥伴，更不易威脅和平。 克林頓在當選總統後不久就宣稱：“民主國家並不互相進行戰爭”是“顛撲不破的真理”，“民主國家在貿易和外交上結成更好的夥伴；民主國家盡管有內在的問題，但為保護人權提供了最好的保證。” 在1994年底公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克林頓闡述道：“民主國家不大可能給我們的利益構成威脅，它們更可能與美國合作，以共同對付給安全造成的威脅並促進世界經濟持續發展。”“我們的國家安全戰略是建立在擴大市場民主國家大家庭的基礎上的”。 在同年的國情谘文中，克林頓聲稱：從未有過兩個民主國家之間進行戰爭的事情發生，這對為什麼在海外推進民主會成為他的外交政策一大支柱做了最好的解釋。 1996年，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安東尼·雷克在一次演講中宣稱：“經驗告訴我們，民主國家之間很少能發生戰爭或者濫用其人民的權利。這些國家致力於成為更好的貿易夥伴。在與各種可憎而偏狹的勢力作鬥爭時，每一個民主國家都是潛在的盟友。” 在1998年公布的《新世紀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克林頓強調：“民主國家的政府在麵臨共同的威脅時彼此之間更易於進行合作，鼓勵自由貿易和促進經濟持續發展。它們發動戰爭和侵占人民權利的可能性較小。” 正如基辛格所說：“直到今天，和平有賴於民主體製推廣這個觀念，仍是美國思想的要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