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美國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重要的是，當美國需要確保台灣不采取走向台獨的舉動時，中華人民共和國需要做一些積極的事情，而不是消極的事情。北京不喜歡陳水扁，不信任他，但是如果陳水扁連任，北京可能不得不麵對他。不斷重複“如果不接受一個中國原則就沒有對話”，不會有助於使局勢由危險向好的方向轉變。
<麥克法誇爾談解決台灣問題>
問：您認為台灣問題會解決嗎？出路在哪裏？
答：一種可能性是人們所談論的，北京和台北同意有一個某種大的東西，可叫做“中國”。在大中國裏，台灣的“中華民國”、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兩者作為獨立的政府是平等的。如果中國同意那樣，台灣也許會接受這種觀念。
（二）積極推進政治體製改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中國政治體製改革的重要內容，當然這種改革必須依據中國的國情，在保持社會政治穩定的前提下進行，而且要走中國自己的民主化道路，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然而，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又確實是影響中美關係的一個重要因素。雖然中國不能迎合美國的要求，但是完全可以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紮紮實實地積極推進政治改革。中國在民主上的進步，在促進中美關係發展上會產生多重效應。一是有助於影響美國對華戰略的調整，一方麵有利於弱化新保守主義的影響，另一方麵有利於強化自由主義的影響。二是利於改善美國公眾對中國的認識，進而削弱美國政府製定、實施對華強硬政策的民意基礎。三是有利於增強美國的西方盟友和那些實行民主憲政體製的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的認同感，一旦美國從自己的地緣戰略利益出發，對中國實行強硬政策時，這些國家能夠同情中國，不參加美國導演的“反華大合唱”。四是有利於促進台灣問題的解決，不僅有助於打消“民主統一論”對台灣公眾的影響，而且還有助於消除美國以保衛台灣民主為動因的對兩岸事務的幹預。總之，中國推進民主政治改革，會使美國外交中的“推進民主”牌在對華政策中失去效力。
<付高義談中國政治體製改革與中美關係>
問：您認為，中國政治體製改革進程會對中美關係有重要影響嗎？
答：中國的民主化進程確實影響著美國的對華政策。許多美國人，包括決策層，都相信“民主和平論”，讚成美國在世界推進民主。他們也希望中國早日實現民主化。
問：但是，政治穩定對中國來說更重要，這裏可能存在著一個矛盾。您怎樣看？
確實如此。中國的民主化必須是漸進地推進，不能過激。許多美國人不了解中國的情況，認為中國的民主化越快越好。他們不了解，現今的中國，隻有中國共產黨能控製住局勢，有能力領導中國。
一些美國的媒體在報道有關民主的問題時有些偏麵。比如對台灣選舉的報道，隻講台灣實現了民主，而不講台灣的黑金政治。實際上，台灣的民主還是很不成熟的。
中國雖然需要漸進地實現民主化，但是目前確實有許多工作可做，在某些方麵可以有所突破。比如，可以在某些經濟發達的城市搞直選的試點。這樣有利於改善中國在國際上的形象，改變一些美國人對中國未來發展方向的擔憂。
<付士卓談中國民主政治建設與中美關係>
問：我知道，您對中國政治很有研究。您認為，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會影響中美關係嗎？中國應該怎麼辦？
答：中國的民主化是影響美國對華政策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中國如果實現民主化，中美關係和兩岸關係都會好得多。
還有，中國腐敗問題嚴重，與民主建設有很大關係。
我理解中國需要保持政治穩定，但是中國在民主建設上也應有新的步子。比如說，差額選舉在1987年開始實行，到現在15年過去了，沒有什麼進步。“十六大”搞預選製，很讓人不理解，預選的功能是什麼？
（三）抑製極端民族主義的膨脹和影響。極端民族主義的滋生與蔓延，已經引起了一些美國戰略家對中國未來發展方向的擔憂，也在潛移默化地影響美國的對華戰略調整。作為中國方麵來講，首先是在製定對美政策、處理中美之間的重大問題時，盡量避免受極端民族主義情緒、言詞、呼聲的影響。由於那些鼓噪極端民族主義思想的人往往都是打著愛國的旗幟，所以他們的言論很容易迷惑人，容易引起那些隻有樸素的愛國熱情，但不了解國際事務的普通公眾的呼應。隨著互聯網的發展，他們的極端言論又得到很好的發表陣地。所以，對互聯網上的言論，對普通公眾的呼聲，要進行科學的甄別。更為重要的是要努力抑製極端民族主義的膨脹和影響。要通過國家所掌控的宣傳、輿論工具，對公眾輿論進行引導。大力宣傳科學的國際觀，宣傳鄧小平的國際戰略思想，宣傳中國的對外戰略和政策。這裏需要特別強調兩點：一是宣傳中國要走和平崛起道路的理念，要讓國人清楚，和平崛起是中國對外戰略的理性選擇，也是必然選擇，為此，中國必須同美國搞好關係，那些同美國針鋒相對搞對抗的思想和言論，是誤國害民的；二是要讓國人了解美國這個國家的特殊性和兩麵性，美國雖然搞霸權主義、單邊主義，但同希特勒德國、軍事主義的日本還是有本質的區別的，美國在促進世界共同發展上，在維護地區和世界和平上，還是能夠發揮建設性作用的。
（四）堅持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戰略方針。從大國崛起的經驗教訓來看，成功者往往都是那些在初興階段避免與現存大國發生衝突的國家。美國雖然在緊盯著那些戰略競爭對手，但是在當今的“一超多強”格局中，美國眼中不隻是一個國家。在“多強”中，中國的發展勢頭較好，所以更應該韜光養晦，而有所作為主要體現在那些不易引起美國擔憂的領域。
單純從實力政治的角度講，當今世界的戰略格局很像一個山林，裏麵住著各種野獸，其中有一隻老虎是山中王，那些小狼因懼怕老虎顯得都比較老實，老虎也以這種虎威下的和平而自鳴得意；可以想象一下，如果這時有個莽漢想當打虎英雄，向老虎發起挑戰，會是什麼情景和結局：一種可能是小狼們為了討好老虎而攻擊莽漢，結果是莽漢被小狼和老虎一起吃掉。一種可能是小狼們靜觀其變，見機行事：如果老虎占優勢，小狼出來助虎；如果莽漢占優勢，小狼們助莽漢；如果老虎和莽漢兩敗俱傷，小狼們就將兩者都吃掉。可見，挑戰山中王者要承擔很大的風險，而且勝算的概率遠小於失敗的概率。這種叢林法則恐怕是以往想通過非和平方式實現崛起的大國均歸於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從實力政治的角度看，“一超多強”格局很像是中國人喜歡玩的麻將牌局。這種牌局與兩軍對壘的橋牌不同，它是各為一方，互為對手。各方的目標都是使自己盡快和牌。為此，任何一個玩家一方麵要盡可能地利用各家打出來的牌，即借重各方的力量；同時又要盡量防止別家吃牌或碰牌，因為別家和牌就意味著自己失去了和的機會，別家的贏就是自家的輸。在防範別家時，最重要的是防莊家，因為莊家和牌，其他三家要輸雙倍；而莊家在防範時，也不能隻防一家，而是同時關注其他三家，這三家都有可能破壞自己和牌的機會。在當今大國關係中，各國的核心目標都是在確保基本安全的基礎上，盡快發展自己，增強自己的實力，同時防範其他大國對自己利益的損害。而在發展自己上，其他大國在很大程度上又都是可借重的合作者。這就是非敵非友、亦敵亦友的夥伴關係，各方之間既有競爭，也有合作，競爭中求合作，合作又不排除競爭。
<麥克爾·史文談中國新外交>
問：我發現許多美國學者在討論中國的新外交，他們認為中國新一代領導人在外交上有許多新的做法。您怎樣評價它？
答：關於中國新外交，有許多爭論。有人認為隻是策略性的變化，基本方針仍是鄧小平在80年代確立的。如果是重大變化，對中美關係來說是重要的事情。因為美國政府有很大的理由相信，中國在像不擴散、解決地區問題、不反對美國在亞洲發揮積極作用這樣的事情上將更加合作。在這三個關鍵問題上，美國政府對中國的政策感到更樂觀，你會看到中國威脅論更少有人支持。中國在不擴散、地區穩定和美國在亞洲存在這三個問題上的具體政策是什麼，這是重要的。
（五）加強中美兩國思想庫的交流。要使中美關係健康發展，更為重要的是能夠促使美國的戰略家一道，從兩國的長遠利益出發，為中美關係的發展出謀劃策，發揮積極的建設性作用，而不是消極的破壞性作用。中美兩國的戰略家、政治家如何經營中美關係，對美國對華戰略的變化也會產生重要的“主觀能動作用”和“建構”作用。如何減少磨擦、避免衝突、增進了解、加強互信，促進、培育有利於中美關係發展的積極因素，抑製、排除消極因素，是兩國戰略家所共同麵臨的任務。
美國對華戰略之所以一直存在著“遏製”成份，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中國缺乏戰略上的信任，而促使這種戰略猜疑存在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中美兩國思想庫之間缺少應有的交流。加強思想庫之間的交流，一方麵有利於強化對華政策接觸派的立場，擴大它們對美國公眾和決策層的影響，另一方麵也有利於弱化遏製派的立場，縮小它們的影響。
<基歐漢談中美戰略互信>
問：您認為，中美之間是否是缺少戰略互信？
答：這是個很好的問題。如果我們回頭看美蘇之間的關係，一點戰略互信也沒有，直到80年代中期。沒人相信任何人。美中關係中也存在著某種敵對的東西，我指的是軍隊。中國領導人將不得不確信他們在政治上控製著軍隊。記得1992或1993年的事件嗎？蘇聯打下韓國的飛機。它從美國飛往韓國。那是個愚蠢的行動。我認為，中國領導人能夠真正對軍隊實行政治控製是非常重要的。還有，兩國軍隊互相認知也是非常可能的。
問：兩國軍方互信，會促進雙邊關係嗎？
答：會幫助朝那個方向發展。美國和蘇聯之間在70年代曾在海上有過一些偶發事件。雙方在海上離得非常近，並且都試圖獲取對方的情報。假設有一方攻擊另一方，想看看對方的反應，那可能非常危險。對公共關係，最成功的是以色列。中國應當看看以色列。為什麼以色列對美國有這麼大的影響力？並不隻是猶太教國家的緣故。我並不讚成以色列的政策，但我非常讚成猶太教國家。以色列的一個值得稱道之處是，它將自己變成了民主國家。
<易明談中美戰略互信>
問：在天安門事件之前，兩國有戰略互信，因為有蘇聯因素。現在即使兩國有反恐合作，但沒有戰略互信。您怎樣看？
答：我認為，對這一點，有不同的理由。過去，中國發展軍事力量缺乏透明度。那是最大的理由。我還認為，國防部依賴五角大樓不穿製服的人，這些人相信中國威脅。所以這是真正的理由，為什麼兩國軍事關係沒有取得它應該取得的那麼大進步。但是我認為，對那一點的指責是互相的。原因部分在於美國的現任領導，部分在於中國不願把它的大門打開得向美國的那樣寬。克林頓政府為此受到許多批評。所以，兩國戰略互信需要時間去發展。我看不到任何理由不發展戰略互信。為什麼不應該發展。甚至我們在太空開發上也可以有合作。
總的來看，中國在民族複興和崛起的道路上，不可避免地要麵對美國這個龐然大物。是把它變成對手，從而成為中國崛起的阻力，還是把它變成合作者，從而成為中國崛起的助力，這是對民族智慧的考驗。從美國現行的對華戰略和政策來看，在某些方麵，如實現祖國統一、實現國防現代化，它已經成為阻力；但是在某些方麵，如經濟發展、科技進步、對付非傳性安全威脅、維護地區安全，它則是助力。中國要做的是，盡可能通過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抑製美國的阻力作用，同時通過交流、合作，最大限度地發揮美國的助力作用。
伴隨著中國的發展和崛起，一場中美之間的大博弈、大競爭、大較量遲早要到來。人們關注的是這場世紀大博弈會以什麼方式進行，會導致什麼樣的結局。從主觀上講，中美雙方都不願意出現兩敗俱傷的結局。但是，在當今世界，大國競爭已經沒有你輸我贏或我輸你贏的零和遊戲。要麼是雙輸的負和遊戲，要麼是雙贏的正和遊戲。中美博弈，能否取得雙贏結局，關鍵看雙方采取什麼樣的博弈方式。如果以美國戰略界傳統現實主義和新保守主義所青睞的方式，肯定不會有雙贏結局。但是，傳統現實主義和新保守主義的戰略思維在美國卻客觀地存在著，而且對美國外交決策的影響有可能增大,甚至有可能主導美國的對華政策。到那時，美國的對華政策會發生明顯逆轉，美國朝野會在各方麵打壓中國，甚至尋釁滋事。如果中國與之針鋒相對，肯定不利於中美關係發展。如果避其鋒芒，巧於周旋，必要時忍辱負重，以待轉機，就有可能峰回路轉。即使是必要的鬥爭，也要留有餘地，不使關係破裂。要堅信中美關係總會有柳暗花明之時。因為世界很大，矛盾很多；而中美之間合作的潛力也很大，共同利益也很多。
美國人喜歡拳擊，美國外交在某些方麵也像拳擊。這是擁有實力、依靠實力的國家常有的風格。如果一個較弱的對手，以拳擊對拳擊，不會占到什麼便宜。幸好，中國人喜歡打太極拳，而太極的特點是以柔克剛，柔中有剛；當對方的拳頭打來時，不是與之迎頭相對，而是退避三分，甚至還要巧借對方所發出的力量，順水推舟，以求保存自己，積蓄力量，同時消磨對方的銳氣，耗其氣力；待對方氣力竭盡時，再抓住對方的破綻，攻而克之。中國古人不僅創造了太極，而且還積累了許多珍貴的戰略思想，更提供了很多體現大智慧的典故，如韓信忍胯下之辱，劉備和曹操煮酒論英雄。這些文化遺產足可以滋潤當今中國戰略家和政治家的頭腦，使之在這場中美大博弈中有優異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