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的崛起其實借助的是兩大時勢：其一是國內市場的統一。芝加哥崛起於19世紀後半期，彼時美國南北戰爭已經結束，整個美國成為一個統一的大市場，這使得芝加哥的大陸樞紐作用得到了充分的發揮。如果美國當時仍是南北分立，或者內部關卡重重，則其中心作用必將被削弱。其二是美國從外向型經濟轉向內向型經濟。美國立國之初，由於人口稀少，其貿易活動主要是與歐洲的貿易往來。自19世紀中期之後，隨著移民的增多、消費能力的提高，美國經濟快速起飛，外貿已經退居次要地位，美國由此轉型為內生性經濟大國，國內消費的比例，遠大於外貿，工商業成為經濟活動的主體。而工商業均為自由流動因素，這使得芝加哥成為美國內陸商業交易的大中轉地，其“大陸樞紐”的作用，被發揮得淋漓盡致。直至今日，美國國內消費占經濟總量的比重，大約為70%。
而目前，武漢尚未等來國家大勢的徹底變化。
未來，中國將實施均衡發展戰略，從優先發展沿海，逐步向內陸推進。而這種過程，往往曆時久遠，美國從外向型經濟體向內向型經濟體轉移，曆時半個世紀。中國的改革開放隻曆時30多年，如以美國為標準，中國欲轉型為內生性經濟尚需20年，縱使加快進程，最快也需要10年以上。
同時，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超過大眾消費，占經濟總量僅為30%的大眾消費品，才是真正可以流動的要素，而這種要素，又由於條塊分割的政治體製，體現出“諸侯經濟”的特點。國內關卡林立，使大量財富不能跨省流動。武漢的內陸樞紐的作用，亦因此大打折扣。中國的收費高速公路占全球的70%，跨省過縣，運輸費用繁重。海南的西瓜，運到北京後價格要翻數倍。內地的製度環境，要達到沿海的水平，亦需漫漫長路。而國內關卡的取消和市場的統一，牽涉各個地方利益，亦非短期可以解決。
國家區域發展戰略的轉變和經濟發展模式的改變，都非武漢力所能及。
第二節武漢能否擔當中部崛起的龍頭
中部崛起，已在2004年成為中國的國家戰略。
而在中部崛起戰略實施5年，正是舟至中流的時候，2010年，國務院確定武漢為中部地區唯一的中心城市。近來，河南方麵亦召開最高規格會議，研討中部崛起大勢，欲成為中部崛起的核心城市。
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舉動。
在中部塌陷將近30年後，中部崛起戰略將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山西6省推向前台，同時，作為各自的中心城市，武漢、長沙、南昌、合肥、鄭州、太原等城市，亦爭當中部崛起的龍頭。
執大象，天下往。
在均衡戰略下，大陸型大國的中部之中，往往是全國數一數二的經濟中心。雖然武漢居中國經濟地理的天元之位，其他中部中心城市卻並不認同，而是希望“亂世英雄起四方”。
長三角公認的中心城市是上海，珠三角公認的中心城市是香港，環渤海公認的中心城市是北京，而在中部崛起中，中部地區卻難以找到領袖。造成這種局麵的原因，乃在於在中部諸省中，沒有一個遠遠領先於其他省的經濟中心，而在這些城市中，亦沒有誕生在各個方麵遠遠超越其他城市的中心城市。
目前，中部各省份各有優勢。湖南靠近廣東，民營經濟發達，為承接珠三角產業轉移的重地。安徽與江西東向爭鋒，承接長三角的產業轉移。江西則在長三角、海峽西岸經濟區和中原三塊地域間徘徊。湖北與河南均稱自己位居天下之中，湖北擁有水利之便，而河南則有煤都之資源。山西偏居北方，靠近環渤海經濟圈，基本處於中部邊緣。
而在未來的中部龍頭城市中，爭奪最激烈的，將是武漢、鄭州、長沙三地。
武漢無法成為中部公認的領袖，某種意義上乃是因為其腳下的土地湖北，在與河南和湖南的競爭中處於下風。20世紀80年代初期，湖北的國內生產總值排在全國第6位，而在2009年則下滑到了第10位。
在2009年的中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生產總值排名中，湖北、河南和湖南均進入了萬億俱樂部。其中，湖北為12831.52億元，比上年增長13.2%，河南為19367.28億元，大約為湖北的1.5倍。而10年前，河南的國內生產總值隻是湖北的3/4強，10年間，河南的綜合發展速度是湖北的整整兩倍。湖南的生產總值為12930.69億元，略超湖北，僅次於河南而居第二。雖然武漢的整體實力超過鄭州與長沙，但是，河南和湖南的實力卻超過了湖北，令武漢能否爭得龍頭之位充滿了懸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