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中國的高速發展也不可能永遠持續。目前，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幅連續三年跌破10%，或可為先兆，即中國從飛速發展的高原期，逐步進入平原期。
全球最著名的未來研究機構羅馬俱樂部在《增長的極限》一書中，曾經提出一個關於增長的疑問，從人口、農業生產、自然資源、工業生產和環境汙染幾個方麵闡述了人類發展過程中，尤其是產業革命以來經濟增長模式給地球和人類自身帶來的毀滅性災難。它向人類發出嚴重警告：世界正步入短缺時代；有限的資源正消耗殆盡；環境汙染正趨於嚴重；人口增長與自然資源、生態環境的相互作用已開始威脅人類的文明與生存。可行的辦法是停止人口和工業投資增長，以達到“零增長”的全球性均衡。
而事實上，國家的增長，正如一個行業的增長，是有周期的，從高速發展的飛躍期，到平穩發展的穩定期，乃至接近“零增長”的長期徘徊期，直到發生大的社會變革，開始另外一個高速發展期。
全球曆史上，100年內發生兩次高速發展的先例，唯有日本與德國。
日本從明治維新到20世紀初近30年，從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的20餘年，兩次的飛躍其實也是一種製度紅利，也就是依靠社會經濟變革。前一次是明治維新，後一次是在美國主導下掃除封建殘餘的二次現代化。德國的兩次飛躍，從本質上說，亦是拜製度紅利所賜。
就目前而言，中國正在從改革開放後的第一個高速期向平穩期過渡，可以預見，未來的中國發展速度不可能永遠高速。而一旦中國步入平原期，要在強國的競爭中勝出，將會變得更為艱難。
國家飛速發展的內在驅力，一為全麵深刻的社會經濟變革，中國的高速發展，就是典型的革命性的社會變革所致；二為技術革新或者新興產業勃興，如英國當年的崛起，就是拜工業革命所賜，美國最近20年的亞高速發展，就是得益於計算機為代表的新技術、新能源產業的興起。
中國目前的第一次社會變革的動力基本釋放完畢，如果不能完成新的重大社會變革，則神話將不再。未來將是漫長的增長緩慢期，甚至是嚴重的停滯，如20世紀90年代以後的日本。而新技術和新產業的興起，更多與全球大環境相關，中國在此方麵希望不大。
中國未來的希望，在於繼續深化變革，從社會結構、權力運作模式、經濟結構、文化等領域，進行廣泛改革。
而在中速時代，從國家層麵來說，我們的發展計劃，能否再建立在年均增長10%的基礎上？最近兩年，國家一直提倡要“保8”，而在未來，是否還應該“保8”？
更甚的是，在目前各地的發展公報中，增長普遍超過全國的平均增長指數，而在關於未來的規劃中，絕大多數的地方城市，都將增長率設定在10%以上，未來如果中國增速持續跌破10%，各個地方如此高的增長預期是否合適？
在未來，作為主體的各個地方區域，亦將麵臨兩個任務：
其一，進行全麵的改革。陝西神木前書記卸任時稱，中國任何一個縣都可以做到全民醫保，但是，是否所有的地方都會去做？
其二，建立以內需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在外貿這駕馬車速度越來越慢時，中國即將步入一個內需時代，如19世紀晚期的美國一樣，在完成國內市場統一、打破內部關卡之後，龐大的內需市場，才是中國完成大國崛起的最原始而強大的力量。各個地方在產業規劃、創業環境、市場準入、稅收等方麵，都做好準備了嗎？
而在這個方麵，中國存在著巨大的隱憂，僅就關卡而言，世界上70%以上的收費高速公路都在中國，這給中國形成統一的國內市場帶來巨大的阻力。而在產業規劃上的“諸侯經濟”，亦將製約中國的內需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