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作為平均主義的補充，這個社會又應該等級鮮明。天在上，地在下，父為尊，子為卑。“權威主義”的人格結構決定了農民們強烈渴望等級明確、秩序井然的穩固不變的社會。農民們的“平均主義”是小農內部的平均主義，他們從來沒有期望過全社會所有成員一律平等，那樣“長幼不分、尊卑不明”的自由競爭的社會狀態是他們所不敢想象的，他們認為那一定會帶來混亂。他們絕對讚成一個社會要有“尊卑上下”，絕對讚成上麵賜給他們嚴明的紀律。他們認為，這樣社會才能“四海升平，萬民樂業，風調雨順，君正臣良”。
第四，作為社會最底層的農民，除了害怕天災之外，最害怕無非是三種人：一種是貪官汙吏層層盤剝，一種是豪強大戶以強淩弱，另一種是地痞流氓為非作歹。因此，農民們衷心期望在這個社會裏，文武百官能清正廉潔，地主大戶能善良守法，地痞流氓能被消滅淨盡。換句話說，農民們期望能夠得到“公平和正義”，以使“人人辛苦力田，個個盡忠守職，男重賢良，女務貞潔”。
在朱元璋之前，還沒有哪個皇帝能實現農民們的全部夢想。即使是那些經曆了農民起義烈火洗禮的開國帝王們，也不過是在開國之初能做到幾年輕徭薄賦而已。更多的帝王是在登上王位的第一天即與地主和官僚沆瀣（xiè）一氣，聯起手來魚肉最底層的廣大人民。
亡國的兩個誘因
看來是天下窮苦人的祈盼，感得天道循環，在安徽省明光鎮趙府村中生下太祖洪武皇帝來。這朝聖人出世，據後來鄉親們回憶，也曾紅光燭天（不過朱元璋當上皇帝前可沒人回憶起來過）。這個洪武帝，英雄勇猛，智量寬洪，自古帝王，都不及這朝天子，率領二十四員猛將，打下十五個行省。這天子掃清寰宇，蕩靜中原，國號大明，建都南京，十六朝皇帝班頭，三百年開基帝主。這朝天子與曆代帝王不同之處，在於他出身純正，所以他能與農民心連心，急農民之所急，想農民之所想。
在混亂、腐敗的元末社會的最底層辛苦勞作時，朱元璋和所有農民一樣，心中朦朧渴望和描畫過理想社會的模樣。而當身居九重之時，朱元璋發現，一個皇帝心中的理想藍圖與廣大農民的夢想居然重合得如此天衣無縫。
他發現，實現“農民理想”，即是皇族的利益所在。登基不久，他就在政府文件中這樣描述了自己所要建立的理想社會：“人有田耕，安居樂業；男耕女蠶，無有遊手；摧富抑強，各安生理；貧富相攜，共濟互助；輕徭薄斂，阜富與民；趁時稼牆，完交賦稅。”
翻閱厚厚的中國曆史，他發現，導致曆代王朝滅亡的誘因不外是兩個：
一個是地主與官員結合，土地兼並與政治腐敗聯手，導致貧富差距加大，造成官逼民反；另一個是帝王大權旁落，王朝輕易為權臣、外戚、太監所傾覆。因此，要保證江山世世代代在朱氏子孫手裏，必須根絕這兩種現象。
針對第二個誘因，他以曆代帝王所不及的魄力，大刀闊斧進行了政治改革，廢除丞相和大都督這文武兩個最高官員製度，把丞相權力一分為六，分給六部；把大都督權力一分為五，成立五軍都督府。並且從製度上讓各個權力部門相互牽製，誰也不能單獨對皇權構成絲毫威脅。用朱元璋自己的話來說：“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諸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淩遲，全家處死。”
經過這樣一番大手術，官僚層級被大大簡化，天下所有的大小官員都直接向皇帝負責，每個官員都直接為皇帝跑腿。他就可以一管到底，不留一點死角。朱元璋通過這套單薄得近乎透明的官僚網直接觀察到他的子民在田間地頭的勞作情況，大大提高了做皇帝的安全感。
相比之下，要消滅第一個誘因，則要難得多。因為土地兼並與官僚腐敗，幾乎就如水往低處流，是傳統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
無知者無畏，朱元璋並不缺乏向規律挑戰的勇氣。兼並是由於地主階級的貪婪，腐敗則源自官僚階層的天性。為了帝國的根本利益，他必須嚴厲打擊地主階級與官僚階層。基於這個思路，大明王朝初期呈現出三明治式治理方式，皇帝與底層農民聯起手來，共同擠壓社會中間階層即地主和官員的生存空間，由此開創了中國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奇景觀。
在這個思路的指導下，朱元璋進行了不完全的土地改革，用行政力量，沉重打擊了地主階級的利益，把全國的大地主幾乎消滅殆盡，使普天下農民們土地大體平均。他展開了人類史上最嚴酷的懲貪運動，幾千年來習慣於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官員成了帝國裏最倒黴的職業，一度被群眾運動衝擊得威風掃地。
他愛護百姓，勤勞國事，竭盡全力，發展生產，輕徭薄賦，不斷賑災，在他的治理下，底層人民的吃飯穿衣問題得到了有效解決。他建綱立紀，使全國人民有章可循，有矩可守，每一階層的人都清楚了自己應該如何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