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嚴厲打擊地痞流氓，懲辦遊手好閑不務正業的二流子，使得“流氓”在朱元璋時代幾乎絕跡。他還開展了富有創造性的思想教育行動，大力移風易俗，扭轉了不良的社會風氣。甚至，他還試圖在農村推行初級社，實行一定程度的計劃經濟。
在他的治理下，帝國裏官員們大都老老實實，不敢輕拿老百姓一針一線；大地主們多數家破人亡，沒有機會再為富不仁，欺壓百姓；地痞流氓消失得無影無蹤，社會秩序井然有序。
一般來講，如果一個皇帝能不傻不癲，不在農民們吃不上飯的時候問他們為什麼不喝肉粥；能心理正常，不成天迷戀於“秘戲”或者剖開孕婦的肚子看胎兒男女；能自個兒把握朝政，而不是幾十年不上朝或者把權力都交給太監們，農民們對於這個皇帝就基本上可以滿意了。而朱元璋居然超額實現了農民們的全部夢想。生逢朱元璋時代，難道還不是農民們的最大幸福嗎？
變相土改，打擊地主
朱元璋對地主階級的惡感，基於雙重因素。
作為一個貧農的兒子，朱元璋的血液裏天然流淌著對地主階級的仇恨。
朱元璋永遠忘不了自己一家在一戶戶地主的壓榨下不斷逃亡的慘痛，永遠忘不了父親死後，劉德拒絕施與葬地的屈辱。少年時的印象往往影響人的一生。在朱元璋的頭腦裏，地主大戶們的形象始終如後世的宣傳畫一樣，腦滿腸肥，冷麵黑心。
而坐在龍椅上，從一個帝王的角度看下去，地主階級在朱元璋眼裏的形象也並不討人喜歡。雖然朱元璋看到了“有恒產者有恒心”，但是他更清楚的是地主階級本性中的貪婪、狡詐、為富不仁對他的統治構成的嚴重威脅。
一方麵，富家大戶勢力過於強大，很容易破壞地方社會秩序，對國家政權構成嚴重威脅；另一方麵，他們難以抑製的兼並土地的欲望，很容易導致貧富差距的急劇擴大，從而誘發王朝的崩潰。
被起義農民推上皇位的朱元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新帝國內嚴厲打擊地主階級。
戰爭時期，軍隊所過之處，地主紛紛逃亡。新朝建立，他們從藏身的窮山大穀中興衝衝跑回家鄉，卻發現他們的土地部分已經被窮人們耕種了。他們出示地契，趾高氣揚地要求農民們把土地歸還原主，農民們卻不買他們的賬。地主們不知道，天下已經變色了。朱元璋在洪武元年發布了一道詔書：
“各處地主，過去因為兵荒馬亂拋下田土，已經被別人耕種了的，這塊地的產權歸現在的耕種者所有。”這道詔令否定了地主階級的部分產權，無疑是對地主階級的一個沉重打擊。不少戰前的豪門大戶，千裏奔波回來，卻發現自己已經從縉紳之家淪為上山開荒的貧農。
甚至對於土地完整的地主，朱元璋也不允許他們恢複舊有的家園。建國之初，荒田處處，朱元璋鼓勵百姓開辟荒地。於是大戶地主利用其雄厚財力，乘機多犁多占，兼並土地。臨濠一地尤為突出。朱元璋敏銳地發現了這一苗頭，於洪武四年指示中書省：“如今臨濠的空地很多，你們應該調查那些開荒者的身份，讓他們大致平均耕種，使窮人有產業，富戶不能兼並。如果哪個大戶多占土地，轉給貧人佃種的，就要懲罰他。（宜驗其丁力，計畝給之，使貧者有所資，富者不得兼並。若兼並之徒多占田以為己業，而轉令貧者佃種者，罪之。）”
洪武五年五月，他又下詔說：“戰爭時期，不少人拋下產業，逃到他方。現在天下太平，又都回來了。這些回來的人家，如果原有土地多，而現在人口少，不許他們占有原來那麼多的地，有幾口人，給幾份地。原來土地少而現在人口多的，可以自己開墾無主之地。總之大家要平均，占地太多，要治罪！”
這無疑是一種變相的土改。
不過，這些措施的範圍隻能限於那些逃亡歸來的地主。也有許多地主並沒有逃亡，他們的龐大產業經過戰爭的洗禮，依然地連阡陌，廬舍巍然。更主要的是，這些人在地方上累世經營，根深蒂固，是朱元璋平均天下的主要障礙。
在自然經濟時代，憑空剝奪這些人的財產顯然不符合“天道人心”，缺乏理論和道德資源的支持。但是，這難不倒朱元璋。隻要明確了目的，手段對他來講從來不是問題。對剩下的大地主，他的基本策略是“草鞋沒樣，邊打邊像”。因地製宜，用各種不同的借口，依次加以摧破。
第一個借口是“徙富室以實京師”。這是曆朝曆代習用的一個辦法。建國不久，朱元璋把江南大量富豪之家強行遷到首都南京，使南京很快發展成為一個人口大約100萬的巨型城市。朱元璋後來對大臣們說：“過去漢高祖劉邦遷徙天下豪富之家到關中，我初不以為然。現在想來，京師是天下根本之地，把他們遷到這裏，實在是事有當然，不得不爾。”所謂事有當然，不得不爾，蓋因這些豪強大戶都是地方上的強悍勢力，把他們從地方上拔出，一可以削弱他們的勢力，把他們放到皇帝的眼皮底下，防止他們為亂地方；二他們帶來了大量財富，可以活躍首都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