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普通的湖泊，為什麼如此戒備森嚴呢？
原來，玄武湖中的島嶼上，建有“黃冊庫”，存放著大明王朝的戶口本。對戶口黃冊何以如此緊張？因為戶口製度是大明王朝一切製度的基礎，是約束大明百姓的緊箍咒。
具體地說，戶口製度維係著明代的職業世襲製，防止百姓自由遷徙，保證國家稅收。離開了這些戶口本兒，大明王朝就沒法運轉。
職業世襲製雖然自然方便了社會的管理，卻在社會成員之間製造了巨大的不平等。比如軍戶，就承擔著比一般家庭沉重得多的任務。
首先，每一個軍戶家庭必須出至少一個男人到所屬軍隊衛、所當兵，叫“正軍”。今天參軍入伍，路費、軍裝、士兵生活都由國家負擔，而明代此類費用卻都是由“軍戶”自己承擔。“正軍”一旦接到國家發來的入伍命令，他的家庭就要為他出“購置軍裝之費”、“買娶軍妻之費”、“解送道路之費”、“軍丁口糧之費”，所以“正軍”上路，往往會使許多軍戶家庭一下子花掉所有家底。
另外，還要另出一個男人隨“正軍”一起來到軍隊，他的任務是在軍隊屯田種地，打出糧食換錢，供給“正軍”吃穿花用。雖然說名義上國家規定，“軍戶”家庭享受一定特殊政策，可以減免些賦役，但其實減得少之又少。
因此明代“人恥為軍”，正如“充軍”這個詞所揭示的，明代人一旦去參軍，就如同當了犯人，“有如棄市”（《大學衍義補》）。軍戶之子，連娶老婆都困難，許多人四十歲了還結不了婚，大家都怕一旦嫁入“軍戶”，自己也就成了囚徒：“武陵多戍籍，民家慮與為婚姻，徭賦將累己，男女年至四十尚不婚。”（《明史》卷一五八，《黃宗載傳》）因此人們千方百計想擺脫軍籍身份。在大明王朝建立不久，就出現了大量軍人逃亡潮。據《明史》兵誌記載，到洪武三年，全國有記載的逃亡軍人，就達四萬七千九百餘人。這是統治者絕對無法接受的，因為這樣就無法維持國防力量。
而黃冊製度或者說戶口製度，可以有效防止人們改變戶籍。朱元璋建立黃冊製度，要求全國每家每戶，每十年一次，將自己的戶口黃冊報送到京師保存。全國山陬海隅每村每鄉每個人的個人信息，都被國家機器所清楚掌握。這樣官府如果懷疑你是“逃軍”，就會要求你出示自己的戶口黃冊，和南京黃冊庫中的黃冊進行對比。這一對比，就能發現你祖上是什麼職業，讓你逃無可逃。這就是所謂“惟據舊籍以查駁，庶欺隱者、改竄者始不能逃”
（《後湖誌》）。
所以後來在弘治五年，南京戶科給事中楊廉根據朱元璋的立法精神，這樣說明黃冊製度的重要性：
惟祖宗舊例，藏民冊後湖，法禁嚴重，不許諸人窺伺，其深謀遠慮固非一端。至於今日各處遠年之冊無多，而軍民各籍大勢不敢紊亂者，誠懼冊籍之獨存於後湖也。
也就是說，正是因為有黃冊底本存放在南京，各地老百姓才沒法買通官員，改換戶口。用明清史學家韋慶遠的說法，黃冊就是全國百姓的“緊箍咒”、“捆仙索”，是足以致每家每戶於死命的最後王牌。
實行黃冊製度的第二個目的，是防止百姓隨便遷徙。朱元璋想把全國人民都變成植物，不但不許隨便改變職業，也一輩子不許隨便遷移。“如今士農工商都要各守本業，醫生和算卦的隻能在本鄉活動，不得遠遊。”
把人植物化隻是朱元璋一個人美好的夢想。人畢竟是擁有雙腿的動物，走親訪友，外出經商的權利實在無法剝奪。如果大明天下的百姓迫不得已想到外地辦事怎麼辦？朱元璋想出了一個好辦法：開“介紹信”。如果需要出門，請你到官府登記，經過嚴格的審批手續後給你開“介紹信”，或者叫“通行證”，用當時的話來講，叫作“路引”。朱元璋規定，全國人民，凡出門百裏之外，就必須辦理通行證。到每村每鎮，吃飯投宿，都要檢查通行證。
朱元璋教導人民：“各地百姓，遇到生人，要仔細檢查他的通行證，看看他的穿著打扮，行動做派是不是和通行證上寫的職業相同。”如果不帶通行證出門，要受到嚴懲：“凡沒有通行證私自出門者，打八十棍。經過關口不走正門，過河不由法定渡口而過的，打九十棍，偷越國境的，處絞刑。”
如果某地發生災荒，人們跑到外地要飯謀生，即使成功偷越了關卡，也會在造黃冊時被發現，“所在有司，必須窮究所逃去處，移文勾取赴官，依律問罪”（《明會典》卷二十，黃冊）。
也就是說“地方有關部門必然窮究你逃到何處，行文到那裏，令當地官府捉拿你回原籍，依大明律問你的罪”。官府會要求你報出自己的戶口信息，和本地直至南京黃冊庫中的信息進行核對，這樣，你想謊報戶口，隨便到其他地方落戶的企圖就落空了，都要被押送回原籍，繼續入黃冊。人本來是土地的主人，但是朱元璋卻使土地成為農民的主人。全國農民都變成土地的附屬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