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冊製度的第三個作用是保證賦稅。黃冊與今天戶口製度不同的地方在於，它不光是用來記錄人口信息，還要記載這一家的產業，用以確定應該承擔多少賦役。因此，黃冊既有人稱為戶籍黃冊，又有人稱之為賦役黃冊。配合人口製度，朱元璋又建立起全國土地登記製度，每家每戶的土地有幾畝幾塊，每一塊的位置、大小、四至，都寫得清清楚楚，全國一家不漏。下麵是一塊地的土地產權證登記內容：
土名：李樹園，地一分四厘。
地屬二十都四圖三甲，程九龍。
東至方良珊田，西至張丹民田，南至方良珊田聯，北至方良珊田。
曆代王朝後期都會出現一種社會情形，就是豪強地主貴族等勢力之家，招收人口，隱瞞土地，造成國家稅收大量流失。黃冊製度可以有效防止普通百姓寄名到大戶人家逃稅。同時，豪家大戶通過種種手段逃避稅賦，將負擔轉移到普通百姓身上，由此造成兩極分化越來越激烈，最終會吞沒這個王朝。黃冊製度也可以把這一現象壓製在最低範圍。因此嘉靖年間有官員說：
國家之急務，莫先於恤民。恤民之實，在平賦役而已。賦役之平，在慎攢造（黃冊）而已矣。故冊籍之造弗慎，賦役之派弗均，奸豪得計，民弱受害，國計之虧縮，民生之凋疲，恒必由之。（萬文彩《為申嚴賦役黃冊事例以杜奸弊題本》，《後湖誌》卷十）這些話確實說出了朱元璋的心聲。可以說，沒有黃冊製度，朱元璋大移民、大土改、平均土地及財產的成果就無法保持。
如此重要的資料存放在何處，朱元璋當然也花了不少心思。之所以最後定於玄武湖，是因為它水麵闊大，湖內有數個島嶼。對於玄武湖優越的天然條件，正德八年（公元1513年），南京通政使司右通政楊廉曾這樣分析：
太祖高皇帝建都金陵，藏天下黃冊於後湖，至太宗文皇帝定都北平，諸司庶各類多隨藏以北，獨後湖之藏不動如故。祖宗深謀遠慮，灼見於此，故都可遷而藏冊之所不可改。
不然，輦觳之下，如順天畿輔之近，如真（定）保定之類，何為而不之京師，而之南京？蓋後湖之廣周遭四十裏，中突數洲，斷岸千尺，由是而庫於其上，由是而冊於其間，誠天造而地設也。其為圖籍萬年之計，殆無逾於此矣。（楊廉《後湖誌》序）很明顯，朱元璋認為後湖這樣環水隔岸的條件，是用來建設檔案館最理想的環境。建庫於湖中心，一方麵，可以防火，另一方麵，又可以保證安全。這一看法得到了朝廷上下的認同，事實上，後來朱棣北遷以後，明王朝的中央國家機關北遷，然而卻單獨把黃冊庫留在南京，這更加突出了玄武湖地理條件之優越了。
裏甲製度：“二流子”們的緊箍咒
正經過日子的農民最瞧不起的是“二流子”。老實巴交的莊稼人到了城裏，最害怕的則是地痞流氓。作為一個從小家教嚴格的標準農民，朱元璋雖然曾混跡江湖，本性裏對遊手好閑之徒卻有一種強烈的厭惡。
對於那些縱情玩樂的“敗家子”，他從來都看不慣。
翻閱史料，偶然見到了朱元璋接見功臣子弟時的一篇講話，錄其片斷，從中可以看到朱元璋的人生態度：
男子漢家，學便學似父親樣做一個人，休要歪歪搭搭的過了一世。
你每（們）趁我在這裏，年年來叩頭。你每（們）還是挨年這歇來（方言，即“每年到這來”之意）。你每小舍人，年紀少，莫要學那等潑皮的頑……你每這幾個也年紀小哩，讀書學好勾當。你每學爾的老子行。
有一次，朱元璋聽說京衛將士閑暇飲酒，就將他們召來訓斥一通：“近聞爾等耽嗜於酒，一醉之費，不知其幾，以有限之資供無饜之費，歲月滋久，豈得不乏？”他對青年人下棋玩球吹簫唱曲更是異常痛恨，曾頒旨大加懲罰：
“在京但有軍官軍人學唱的，割了舌頭；下棋、打雙陸的斷手，蹴圓的卸腳，做買賣的發邊遠充軍。府軍衛千戶虞讓男，故違吹簫唱曲，將上唇連鼻尖割了；又龍江衛指揮伏臾與本衛小旗姚晏保蹴圓，卸了右腳，全家發赴雲南。”
做了皇帝之後，朱元璋又從另一個角度看到了遊民們的可怕。曆代農民起義，都是由遊民牽頭，他們有農民們所沒有的膽量、野心和社會活動能力。更重要的，是他們可以在社會上自由活動，因此，在天下大亂之時，往往成了燎原的星火。因此，登基之後，他把消滅遊民作為控製社會的關鍵。
他規定，每個人都要從事固定的職業，社會上不許存無業之人。
他在《大誥續編·再明遊食第六》中說：
再次申明不許不務正業，大家要互相知道彼此的職業。我這個命令一下，各地政府、鄰人、裏甲，對這些不務正業者，要告誡訓誨，讓他們立刻找活幹……一月之間，仍然不務正業的，四鄰和裏甲要把他拿赴官府。官府如果不管，你們送赴京來，為民除患。如果不拿，這樣的人，非在官府幫閑做壞事，就在鄉裏當盜賊……是誥一出，四鄰裏甲不能拘拿赴官赴京，使此人在地方做了壞事，案發之日，四鄰裏甲同坐其罪！的示不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