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計劃經濟時代，社會控製的主要手段就是把人嵌入一個一個單位，變成“單位人”、“固定人”，每個人隻有依靠單位才能生存，才能領到工資、口糧。這樣，就可以確保每個人的生活都最大限度地為國家機器所控製。
朱元璋在計劃經濟體製出現前五百多年，即已把傳統的“裏甲”製度強化成了鑲嵌式的社會控製體係，用“裏甲”這張大網對全國人民進行了網格化固定。他規定，全國人民，每十戶編為一甲，每一百一十戶編為一裏（一裏包括十甲，另十戶輪流為裏長）。普天下人民，都有了自己歸屬的“單位”。
朱元璋的裏甲製雖然是由曆代沿襲而來，其嚴密程度卻大大超越曆代。
他規定，“裏甲”的首領有組織一裏之內生產生活的權力。一裏之內的居民，都有互相監督的義務。每家每戶都要互相作保，實行連坐，一家犯罪，全體倒黴。他發布《大誥》說，一裏之內的每一家都要了解其他家的情況：
要知道這家幾口人，是從事什麼職業的。比如，讀書的，要知道他的教師和同學分別是誰，是上縣學還是州學，要一清二楚。當教師的，鄰裏一定要掌握他的學生們的情況，看看每天出入他家的是不是這些人。
務農的，每天從炕頭到地頭，天天出來進去，鄰裏都看得見，這個情況就好掌握了。
做工匠的，鄰裏們一定要看看他的通行證，掌握他到哪去做工了，一般到遠處做大活兒，在外呆的時間可以長些，在附近做小活，應該不久就會回家，鄰裏要密切掌握這些情況。
經商的，有做大買賣的，有做小買賣的，有走得遠的，有走得近的，到哪去都有通行證可以檢驗，回來的期限就不必嚴格限定了。不過鄰裏也要勤打聽點，如果一年到頭也沒有個信，兩年還沒回來，鄰裏就要到這個人家裏去問問緣故。（《大誥續編·互知丁業第三》）之所以要如此嚴密地掌握鄰裏情況，是為了一發現不安定因素，就可以立刻彙報給官府。“一裏之中，如果發現了強盜小偷，逃出軍隊的人，逃歸的犯人以及其他不守規矩胡亂生事的人，裏長和德高望重的老人，就要召集同裏的人抓來送到官府裏去，如果不這樣辦，嚴懲不貸。”
在這樣嚴密的社會控製之下，遊手好閑之人當然沒有了生存空間。朱元璋重申：“一裏之間，如果有遊手好閑不務正業的人，裏長們坐視不管，鄰居親戚也不抓他送官，那麼這個遊手好閑的人處死，裏長們還有他的鄰居親戚們都流放到邊疆！”
裏甲製度如同一個個牢籠，使天下人“如鳥之在籠，獸之在柙，雖欲放逸，有不可得”。浪兒出身的朱元璋坐了天下，當然要防止第二個朱元璋出現。
戶籍製度的前世今生
在諸多“中國特色”中，戶籍製度是濃重的一筆。
舉目當今世界各國，沒有其他國家有中國這樣嚴厲、周密的戶籍製度。
在計劃經濟時代，中國二元結構的封閉式戶籍管理模式構成了世界罕見的銅牆鐵壁，曾經把人牢牢束縛在戶口所在地上。離開了戶口本，一個人無法領到口糧，也無法找到工作。即使在戶口製度已經大大鬆動的今天，辦理戶口的程序也依然嚴格而複雜。除了畢業分配和人員調動等少數情況外，一般外來從業人員很難獲得所在城市的戶籍。
在大多數國家，公民有在自己的國家內任意遷徙的自由，並不需要公安部門的同意。農民在城裏找了份工作或者買了間房，搬家進城，立刻就成城裏人，並不需要辦什麼“農轉非”。同樣，公民從一個城市搬到另一個城市，也不需要辦理什麼遷轉手續。從這個意義上說，在大多數國家，一切公民享有的基本權利是平等的，並沒有“城裏人”、“鄉下人”，“本市戶口”、“外地戶口”的區別。
同樣，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包括發展中國家，公安部門並無權掌握公民個人的詳盡信息，也不靠戶口來管理社會治安。比如在加拿大，唯一與戶口本類似的證件——出生證是由醫院出具，並可保留複印件，原件由個人保存。而中國的戶口由公安部門開具，並保留在該部門。
到現在為止，中國的戶籍製度仍具有其他國家戶籍製度所沒有的一係列特點：社會分割性、二元強化性、等級性、世襲性、超穩定性和功能多元性等基本特征。
在大明王朝的戶口體係裏，人生來是不平等的，戶口有官員、普通民籍和賤籍之分。有些人生來可以享受特殊待遇，有些人生來則受歧視。比如官員人家可以享有優先做官（蔭補）的特權以及減免稅收的資格，而軍戶、樂戶和丐戶等被列為賤籍。這種等級分明的精神仍然活在當今中國，隻不過被簡化成了兩大等級：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