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戶口的最主要功能是為了治安，所以要互知丁業。對比之下，我們在計劃經濟體製中形成的戶籍管理製度，同樣是一個遍布各地、各行業，籠罩了一切社會成員的社會治安網絡。今天的街道基本複製了裏甲的功能，派出所掌握著轄區裏所有的“丁”、“業”情況，以備政府掌握。
傳統與現代，在當今中國的各個層次交錯重疊。西服領帶早已取代了長袍馬褂，大巴和小汽車取代了馬車和轎子，一幢幢麵目雷同的鋼筋水泥大廈掃蕩掉古老民居。但是，這僅僅是表象。在現代化的外衣之下，傳統中國的內核正在如幾千年前一樣安詳地、不動聲色地、可怕地靜靜旋轉。
不許官員下鄉
社會底層已經被均勻而嚴密的大網牢牢罩住了，朱元璋的目光又對準了這張裏甲之網控製範圍之外的階層：官員。
中國傳統的官僚階層有著矛盾的個性。一方麵，他們惰性強烈，缺乏責任心、事業心，上麵推一推，下麵動一動，敷衍塞責、形式主義、文牘主義盛行；另一方麵，他們又極富進取心和創造力，為了升官和發財，削尖腦袋，絞盡腦汁，無所不用其極。一旦皇帝的監視稍有放鬆，他們就會創造出無數貪汙枉法的新招來。
而大明王朝官員的這種二重性最為突出，原因在於官員的地位與前代相比大大降低。唐宋以前，官員一直享有很大的權力以及種種優待。譬如一家公司，皇帝是董事長，官員則是股東和高級雇員，公司的前途和發展關乎大家的利益，所以官員們的責任心比較高。而朱元璋把主要權力全部收歸己有，官員隻剩下執行命令和跑腿一種功用，成了皇族的高級奴隸。這些高級奴隸們沒有自主思維和創造的權力，也缺乏創造熱情，對公司的前途和命運更是漠不關心。與此同時，他們的多餘精力勢必要灌注到另一方麵，在以權謀私的活動中迸發出更大的活力。
為了管好這些高級奴仆，朱元璋費盡了苦心。他用規章製度捆住官員們的手腳，令他們隻能在他嚴格規定的範圍內活動。他生怕地方官們辦事不細心或者不盡心，親自撰寫了《授職到任須知》，對每一級地方官吏的職責都作出詳細的規定。他把地方公務分為“發布公告”、“征收田糧”、“管理倉庫”、“會計核算”、“受理訴訟”、“管理囚犯”、“管理官署房產”、“管理轄內讀書人”、“管理地方漁業”、“管理地方窯冶”等三十一項，並且逐項開列地方官中應當注意的事項，對這些注意事項往往還列出許多具體的要求。
比如對“管理囚犯”一項，不但要了解已經了結的案件有多少，在押犯人有多少，還要“知入禁年月久近，事體輕重，何者事證明白，何者情節有疑。明白者，即須歸結；涉疑者，更宜詳審，期在事理獄平，不致冤抑”。諄諄囑咐，像個碎嘴婆婆，隻恨不得一個個手把手教他們幹，一身化為千萬，在旁邊嚴密監視。對於京官，他則製定了《六部職掌》，把每個部每個司每個科所有大小官員的崗位職責製定得明明白白，連每個月用多少墨水錢都算得清清楚楚，對他們進行精細化管理。
針對官員們強烈的貪腐熱情，朱元璋製定了曆史上最為嚴厲的反貪汙法令。他嚴禁官員們公餘出去“瀟灑”，規定“官吏嫖娼，罪亞殺人一等，雖遇赦，終身不得再當官”。對官員們的限製性規定的瑣碎苛刻，幾乎讓人無法忍受。比如他規定，官員出差時，不能用公車運送私人財物：“因公出差，按級別可以坐官馬、公車、用官駝等者，除了隨身的衣物外，攜帶的私人物品不得超過十斤。違者，超過五斤的笞十下，以上每增加十斤加罪一等，到打六十棍為止。坐船的可以多帶些，但也不得超過三十斤。違者，十斤笞十下，每二十斤加一等，打到七十棍為止。家人隨從者，都不許坐公車。如果誰貪小便宜，求官員幫他帶私物的，這個人與官員同罪，所寄之物沒收。”
與現在鼓勵官員深入基層體察民情相反，朱元璋做了一個奇怪的規定：
不許官員們下鄉。農民的經曆，使朱元璋產生了一個牢不可破的印象：那些下鄉來的官員，都是來大吃大喝、搜刮擾民的。當上皇帝後他說：“我在民間時，親身體驗到州縣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間疾苦視之漠在，心實怒之。”所以他規定，官員隻能老老實實待在官衙裏，不許去體查什麼民情。如果官員膽敢下鄉，百姓見了可以捉了送到京師，由他親自處死。
這條規定把官員捆在了官府裏，與把百姓捆在土地上有異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