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所不在的皇權
小時候，朱元璋最常玩的遊戲之一是做皇帝。這給朱元璋灰暗的兒童時代帶來了很大快樂。在遊戲中他至高無上，無所不能，一切都在他的絕對主宰之下。做這種肆無忌憚的遊戲時他絕不會想到自己有一天會真的登上皇位，不過，下層文化中對於“皇帝”的種種幻想被他深深吸納進意識深處。
自身權利極度貧乏的底層民眾，在幻想中把皇帝的權威誇大到無限的程度，就像以為皇帝成天在深宮裏吃豬肉燉粉條一樣，他們也同樣認為做皇帝就是不受任何拘束，沒有任何限製，高高在上，隨心所欲。民間傳說中，總有類似的故事：某個卑賤的下人，因為皇帝酒後一句口誤，封他為某某王或者某某候，就真的成了王侯，因為天子口中無戲言。
當真的做了皇帝時，朱元璋強橫潑辣的舉措證明他確實是按照一個放牛娃對“皇帝”一職的理解去履行職責的。事實上，曆史上的皇權從來不是無限的，而是受到分權製、基層自治、個人能力等重重因素的製約。
在許多朝代，皇帝隻管重大國策，日常政務由丞相等高級官員代理。
唐朝的門下省可以駁回皇帝明顯不合理的詔令，宋朝的參知政事可以扣留皇帝的手詔三日不傳達。由於技術原因，大部分朝代裏政府權力隻能抵達縣一級，縣以下要靠鄉紳協助進行鄉村自治。唯有在朱元璋時代，皇權實現了有史以來最大的擴張。皇權的觸角如傳說中巨型章魚那恐怖的腕足一樣，突破了所有限製，伸入民間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大明天下的每一間草房，甚至每一個百姓的大腦。
朱元璋最擔心的事
大明王朝建立初期，有太多的社會現象令朱元璋不滿。
十多年的亂世對人道德操守的摧破作用，朱元璋深有感受。他說：“民經世亂，欲度兵荒，務習奸猾，至難齊也。”天下大亂之際，暴力成了生存的理由，自私、狡猾、殘忍是經過一次次生死劫難而幸存下來的人的必備品質，朱元璋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而善良懦弱的順民則大多遭遇悲慘。
經過十多年的戰爭，老百姓“為奸頑之人所引誘”，“天下風移俗變”，漢人身上淪喪已久的野性初步覺醒，民風漸趨強悍，順民品質嚴重退化，這是最令朱元璋擔心的事。
朱元璋知道，馴化人的精神遠比控製他的身體要難。因此，最嚴重的問題是教育百姓。尚未建國之時，朱元璋就曾經對劉基指出“正人心”的重要性：
“天下大亂之後，法度縱弛，當然要重新修訂，使紀綱正而條目舉。然而比這更重要的是明禮義，正人心，厚風俗，這才是治天下的根本。”
他用精妙的比喻，滿懷信心地說明改造百姓性格的可行性：“剽悍驕暴，不守王法，並非天下人的本性，而是在亂世中養成的不良習氣。如果有效地化民成俗，統一民眾的思想，則剽悍者可以變得善柔，驕暴者可以變得循帖。這就好比那狂暴的劣馬，如果調馭有道，久則自然馴熟。”
因此，在百端待舉、百廢待興的立國之初，朱元璋就把“化民成俗”放到一個至關重要的位置，為此調動大量行政資源，花費了巨大的心血。
洪武朝的流動宣傳員
朱元璋“化民成俗”的思路極富前瞻性和現代性。
開國不久，朱元璋出台了“申明亭學習製度”。
洪武五年，朱元璋命全國各鄉各裏都在村頭街尾建造兩個亭子，一個叫做“申明亭”，一個叫做“旌善亭”。前者是召集大家來深入學習皇帝諭旨的地方；後者則類似今天的光榮榜，是為了表揚各村各鄉湧現出的好人好事、揭露各地出現的惡人惡事。“凡民間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皆書其實行，揭於其中。”目的是宣傳高尚行為，批評錯誤觀念，幫助人們辨別是非，抵製假惡醜。
為了發揮兩亭的作用，朱元璋規定，每一百戶人家（即每裏）推選一位年高有德之人掌管其事，曰老人。老人每個月的初一十五，都要把全村百姓召集到申明亭來參加學習，主要是宣讀並講解《大誥》、《大明律》、《教民榜》，把皇帝的聖旨和身邊發生的事例結合起來，深入宣傳，使全裏人戶知法畏法，不敢犯法。
另外，老人的一項重要任務是講說《宣諭》。朱元璋每個月都要親自寫作《宣諭》一道，提醒百姓在每個月應做的事，由順天府發出，以達於天下每縣每鄉。比如六月份老百姓應繳夏稅了，《宣諭》即提醒眾人須“各守本分，納糧當差”。這一製度成為大明祖製，被後代皇帝繼承了下去。
今天當有重大法規政策出台時，我們在一些城市街頭尚能看到流動宣傳車上架著喇叭，大聲宣讀。殊不知這一做法的專利權也屬於朱元璋。洪武三十年，朱元璋要求每村每裏應該選派一名聲音洪亮的老人，手裏搖動一個裝有木舌的銅鈴，每五天一次，在五更時分，行走在鄉村的街道上，大聲朗誦“六諭”，即朱元璋苦心想出來的六句話：“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裏，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這個流動宣傳員的作用是讓農民們在潛移默化中接受啟發和教育，以提高思想道德水平。
正如一部方誌中所說：
洪武初年，皇上親製諭俗“六諭”，令老人執木鐸，於每月朔望及每日五更天將明之時，朗誦於通衢，使老百姓在夜氣清明之際，忽聞此語，冷然省惕，湔洗前非，堅其善行，聖王愛人之心至無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