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思是說，每天五更天天還沒亮時，恰是天氣清明人心清醒的時候，老百姓在夢醒之際忽然聽到這些教誨，自然會如當頭一棒，猛然醒悟，良心發現，洗去非心，堅決向善。“六諭”的內容與今天以標語牌形式樹立於每個小區的家庭美德規範“尊老愛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儉持家、鄰裏團結”十分相似，在流動宣傳的同時，也被製作成臥碑，立於每個村口和居民區裏。
朱元璋主導下的化民成俗工作，不論是縱向看中國曆史，還是橫向比較世界史，都是宣傳教育技術的一大突破性發展。和以前曆代皇帝們軟弱無力的教化方式比起來，他的化民成俗工作更加突出思想性，進一步突出了經常化、製度化。這一運動在城鄉各地廣泛開展，並逐步深入人民群眾的學習、勞動和家庭生活等各個方麵。開展得廣泛、深入、紮實，無論在規模、影響和實效上都開創了人類史的先例。
據教育活動開展後各地官員們的彙報，朱皇帝的思想教育活動卓有成效。往年村民酗酒、吵架、偷竊等不文明現象時有發生，而經過教育後，大大減少了。相反討論如何發展生產，如何修路修橋做善事在村裏蔚然成風。
各地城鄉環境麵貌和人們的精神麵貌都發生了深刻而顯著的變化，有效地提高了全社會的文明道德水平。
這些彙報的真實性如何，無法考證。
新戲《琵琶記》
為了化民成俗，朱元璋還對戲曲工作親自進行指導。他起自民間，深知這類通俗文藝對老百姓有著潛移默化的巨大影響。
從樸素的農民觀點來看，成天看戲，不過日子，不是正經人做的事兒，所以洪武年間的民間戲曲工作重點落在禁上。一是限製人看戲，“太祖謂詹同曰，聲色乃伐性之斧斤，易以溺人。一有溺焉，則禍敗隨之。故其為害，甚於鴆毒”。看戲容易讓人沉溺享樂，不安心工作，所以他不主張老百姓把太多精力放到玩樂上。對於那些癡迷學戲的人，他十分反感。“洪武二十三年三月，奉聖旨，在京但有軍官軍人學唱的，割了舌頭。”李光地《榕村語錄》載：“明太祖於中街立高樓，令卒偵望其上。聞有弦歌飲博者，即縛至倒懸樓上，飲水三日而死。”
他反對老百姓搞迎神賽會，洪武三十年更定的《大明律》規定：“若軍民裝扮神像，鳴鑼擊鼓，迎神賽會者，杖一百，罪坐為首之人。裏長知而不首者，各笞四十。”（薛永升等《唐明律合編》）二是限製戲劇的內容。朱元璋對戲劇創作和演出有明確的思想導向，即推廣有利教化百姓的戲劇，禁絕那些有不健康內容特別是挑戰專製秩序的戲曲。元代雜劇內容駁雜，有些戲一味追求無厘頭搞笑，神仙皇帝形象不那麼莊重，讓朱元璋感覺很不舒服。
洪武六年，朱元璋發布詔書，禁止戲台上扮演古代帝王聖賢：“詔禮部申禁教坊司及天下樂人，毋得以古先聖帝明王、忠臣義士為優戲，違者罪之。先是，胡元之俗，往往以先聖賢衣冠為伶人笑侮之飾，以侑燕樂，甚為瀆慢，故命禁之。”這一命令後被載入《大明律》：
凡樂人搬做雜劇戲文，不許裝扮曆代帝王、後妃、忠臣、烈士、先聖、先賢、神像。違者，杖一百。官民之問家容令裝扮者，與同罪。其神仙、道扮及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勸人為善者，不在禁限。
當然，限製的作用是有限的，更聰明的做法是充分發揮戲曲的正麵作用。所以朱元璋戲曲工作的另一個重點是樹立通俗文藝的樣板，引導戲曲創作的新風。有一次，朱元璋看到一出新戲，叫《琵琶記》，內容是說已婚的蔡伯喈中了狀元，被宰相選中做女婿。在這出戲中，蔡伯喈不斷在種種矛盾中掙紮：因為父母年邁，他不想赴考。但為了給國家作貢獻，最終仍然赴試。為了服務君主，他就要做官，做官就要聽宰相的話，可他又不想丟棄結發妻子。在內心掙紮鬥爭中，表現了他忠孝節義俱全的高尚品質。
這出戲是一部標準的主題先行之作，在第一出“副末開場”中，作者就這樣點明了創作意圖：“今來古往，其間故事幾多般。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瑣碎不堪觀。正是不關風化體，縱好也徒然。”所以他創作這出戲的目的，不是像別的戲那樣為了“插科打諢”，逗人一笑，而是為了要宣揚“子孝共妻賢”。
朱元璋看了這出戲後，大為激賞，當場批示說：“《五經》《四書》，是布帛栽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記》，如山珍海味，貴富家不可無。”
認為這出戲在教化民眾方麵，作用甚至大於儒家經書。戲曲得到最高統治者如此褒揚，有史以來還是第一次。
朱元璋的批示使《琵琶記》成為教化戲曲中一麵光彩耀人的旗幟，發揮了巨大的導向作用，促使明初戲曲創作出現了一種“道學風”。戲劇家邱浚在朱元璋思想的指導下創作了一出專門教化民眾的《五倫全備記》，他在“副末開場”裏這樣表明創作目的：“搬演出來，使世上為子的看了便孝，為臣的看了便忠。”這出戲人人高大全，個個都是人倫楷模。形象幹癟，語言酸腐，不堪卒讀。這種創作思路，自然導致明初雜劇內容無甚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