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朱元璋似乎從來沒有想到這一點。他做事從來都是選擇成本最低的方式。在懲貪問題上，“強盜”出身的他顯得相當一根筋，他知道知識分子們骨頭軟，膽子小，相信暴力恫嚇可以取代一切其他努力。
一方麵是離奇的低薪製，另一方麵是朱元璋對懲貪工作的過高要求，希望用刀劍造成一個絕無貪汙的純而又純的世界。他生性苛細，連貪汙一張信紙，也絕不放過。翻開《大誥·三編》，你會看見皇帝親自懲辦的貪汙案裏，有這樣一些贓物：“收受衣服一件、靴二雙”，“圓領衣服一件”，“書四本，綱巾一個，襪一雙”。
用這樣的標準來懲貪，當然天下官員，幾乎無人不是貪官。所以，他的嚴刑峻法收效於一時，不可能肅清腐敗。不管朱元璋如何嚇唬，為了生存，為了糊口，官僚體係還是不得不按它自身的規律運行著。所以，從即位不久就開始懲貪，直到洪武十八年，在他看來，貪汙勢頭還是不減。大的腐敗案消失了，小的腐敗卻仍然層出不窮。監察官員和錦衣衛報上來的貪汙案件，每天都堆了滿滿一桌子。
由於誅戮過甚，兩浙、江西、兩廣和福建的行政官吏，從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到十九年（公元1386年）竟沒有一個做到任期滿的，往往未及終考便遭到貶黜或殺頭。用朱元璋自己的話說：“自開國以來，兩浙、江西、兩廣和福建設所有司官，未嚐任滿一人。”弄得朱元璋連聲哀歎：“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屍未移而人為繼踵，治愈重而犯眾多！”
《大誥》
朱元璋對形勢作出了過於嚴重的估計。他認為，他的官僚體係，基本上全爛掉了。在他的詔書裏，他指控的對象往往是官員全體。“朕自開國以來，凡官多用老成。既用之後，不期皆係老奸巨猾，造罪無厭。”他的秘書代他做的《大誥後序》中說：“日者中外臣庶，罔體聖心，大肆貪墨……”
洪武十九年，他自己親口說：
我設各級官員，本來為治理人民。然而，過去所任命的官員，都是不才無籍之徒，一到任後，就和當地吏員、衙役、地方上的黑惡勢力相勾結，害我良民。（《三編·民拿害民該吏三十四》）對於官員如此爭先恐後，奔赴法網，朱元璋在震驚之餘，也曾苦苦思索原因。他反複思考，也沒發現自己的措施有絲毫不對的地方。他屢屢說，“朕所設一應事務，未嚐不穩，一一盡皆的當”，“其法已定，其法已良”。因此，他把原因歸結於奸頑之人之難於教化：
於戲！世有奸頑，終化不省，有若是！且如朕臣民有等奸頑者，朕日思月慮，籌計萬千，務要全其身命，使揚祖宗，顯父母，榮妻子，貴本身，共安天下之民。朕所設一應事務，未嚐不穩，一一盡皆的當。其不才臣民百姓百般毀壞，不行依正所行，故意亂政壞法，自取滅亡，往往如此，數百數千矣！
那意思就是說：“哎呀！這些奸頑之人，怎麼也教育不好，真想不到！
我絞盡腦汁，要這些官員們能順順當當地當官，給他們創造條件，讓他們光宗耀祖，蔭及子孫。我所製定的法規政策，沒有不穩當的，一一都十分得當。可恨這些不才臣民百姓，百般破壞！不走正道，偏做壞事，自取滅亡，難以計數。”又說：“唉，可憐那貪心勃然而起，迷亂了本性，做出這些惡事，雖然自求生路，又怎麼可得！”
算來算去，他還是把賬算到了別人頭上，他認為，一百年的元朝統治，“天下風移俗變”，人心不古，導致“天下臣民不從教者多”。他們長期“為奸頑之人所引誘”，“一概善惡立場動搖，至今為非之心不改，表麵順從，內心則異”。其中官員們尤其如此。“過去元朝統治華夏，九十三年之治，使華風淪沒，彝道傾頹。讀書人隻知道背書，對於思想淨化，毫不用力。所以做事之時，私心戰勝公心，以致往往犯下大罪。”這些人受“前代”惡劣風氣的“汙染”，“貪心勃然而起，迷失真性”，所以“明知故犯”，大麵積地貪汙腐化，“終化不省”（怎麼也教育不過來）。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歸根結底的辦法還是進行思想教育。他還是相信，“自古及今，無有不可變之俗，無有不可化之民”。雖然“難化”，他終還是不能眼睜睜看著這些人被錯誤的思想所吞噬。既然和風細雨式的教育不起作用，他決定在全國範圍內興起一次強製性的深入的思想教育活動，用大量血淋淋的案例來警示官員和百姓。這次活動一定要搞深搞透，通過觸及人民靈魂深處，希望他們“鑒此非為，格心從化”，以此來消滅腐敗和犯罪的土壤。
為此，他親自製作了《大誥》這一與雍正的《大義覺迷錄》並列的千古奇文，作為這次運動的學習材料。皇帝親自纂寫的這本《大誥》，簡要說，就是一本血淋淋的案例彙編。朱元璋把他懲辦的大案要案，編成一冊，夾雜著大量的說教。由於是朱親自寫作，所以文辭鄙俗，體例雜亂，多語句不通之處，唯以說教和嚇唬為能事。讓我們來看看其中的兩篇——《初編·偽鈔第四十八》講了他如何懲辦一起偽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