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是天底下最熱愛做官的讀書人們此時也視仕途為畏途。他們“以溷（hǔn）跡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多不樂仕進”。有的家裏有好學之子，怕被郡縣所知，弄去當官，反而叫他們休學種地。有的為了避免被強征出仕，至自殘肢體。
不少人在時過境遷之後，回想起洪武朝的情景，還心有餘悸。如當時監察部副部長左僉都禦史嚴德瑉，在洪武朝因病要求辭職，朱元璋懷疑他是裝病，將他黥麵發配到廣西南丹。後來遇赦放還，活到宣德朝，回憶起當年的經曆，說先時國法甚嚴，做官的常保不住腦袋，這頂破帽不好戴啊！說完還北麵拱手，連稱：“聖恩！聖恩！”
能得到“聖恩”的人太少了。連不少受過朱元璋多次表彰的清官，也因為牽連到“空印案”之類毫無必要製造的大冤案中送了命。濟寧知府方克勤是有名的清官，一件布袍穿了十年也沒有換新的，因為牽連到了“空印案”裏，被朱毫不留情地殺死。戶部尚書滕德懋（mào）被人舉報為貪汙，朱元璋迅即把他處死，之後剖開滕的肚子，想看看這個貪官肚子裏都有些什麼。孰料剖開之後，發現裏麵全都是粗糧草菜，隻好悻悻地長歎一聲：“原來是個大清官啊！”
朱元璋清楚地知道自己殺的人裏有許多無辜之人，然而他的原則是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他要的是一個純而又純的與貪汙絕緣的官僚隊伍，要的是不惜任何代價實現這樣一個在別的王朝沒能實現的人間奇跡，而不是什麼公平正義。如果能達到這個目標，多少人冤死，在朱元璋是無所謂的。
越反越腐的反腐怪圈
雖然力度如此之大，然而朱元璋期望的純而又純的狀況終於沒有出現。
在朱的政策下，想在官場全身而退幾乎就不可能，所以有些人，認為反正動輒得咎，不如趁早撈一把算了，反而加緊貪汙搜刮的活動。他們“當未仕之時，則修身畏慎，動遵律法。一入於官，則以禁網嚴密，朝不謀夕，遂棄廉恥，或事掊克，以修屯田工役之資”，享受一天是一天，於是貪汙事件仍然層出不窮，弄得朱元璋連聲哀歎：“似這等愚下之徒，我這般年紀大了，說得口幹了，氣不相接，也說他不醒。”
連朱元璋寄以最大希望的村民自治也很快破產了。因為有了權力，可以處理一般的案件，老人也很快腐敗起來。他們毫不自重，以權謀私，甚至貪圖酒食賄賂，“公道不昭，貞邪莫辨，妄張威福，顛倒是非”。
至於擒拿犯法吏員一舉，負麵作用也很快反映出來。群眾運動的火候是最難掌握的。不久，就有許多地方官為了政治利益，威脅利誘百姓們保舉自己，打擊他人，更有許多地方群眾為了抗稅不交而把正常工作的稅收官員捉拿到京。這類事情遠比真正捉到的貪官要多，弄得朱元璋一個勁地嗚呼不已。
朱元璋自己多次承認他的思想教育工作收效甚微。他在談及《大誥》前兩編施行情況時說道，“邇來凶頑之人，不善之心獨未向化”，“奸頑之徒難治，扶此彼壞，扶彼此壞。觀此奸頑，雖神明亦將何如！”觀洪武二十一年至三十一年所頒布的榜文，也可看到朱元璋的目標沒有實現，讓他不滿的現象比比皆是：“縣州府行省官吏在職役者，往往倒持仁義，增詞陷良”，“淩虐良善，貪圖賄賂”；“奸頑小人，恃其富豪，欺壓良善，強捉平民用為奴仆，雖嚐累加懲戒，奸頑終化不省”；“無藉之徒，不務本等生理，往往犯奸做賊。若不律外處治，難以禁止”。
皇帝晚年，對自己的暴力懲貪曾經有過困惑和動搖。洪武二十三年，他對刑部官員說：“愚民犯法，如啖飲食，嗜之不知止。設法防之，犯者益眾，惟推恕行仁，或能感化？”
雖然朱元璋屢次重申，“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後世敢有言改更祖法者，即以奸臣論無赦”，還是改變不了他曾經希望世世代代指導人民的《大誥》很快被棄如敝履的現實。雖然沒有哪個後世皇帝敢明確宣布廢除《大誥》，但在朱死後，再也沒有發揮過實際作用。到明代中葉，《大誥》
已經鮮為人知。曾經發行上千萬冊的這本寶書，到明末在民間幾乎一本也沒有了。這也許是朱元璋從來沒有想到的。
更讓朱元璋沒有想到的是，雖然他在世時，貪汙腐化現象得到了一時的抑製，然而卻積蓄了巨大的反彈能量。在他死後，腐敗又迅速發展起來，大明最終以中國曆史上最腐敗的王朝之一被列入曆史。明朝之亡，即緣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