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此之後，資本主義因素在封建社會的縫隙中像黴菌一樣逐漸生長，很快摧垮了日趨腐爛的舊體製，使歐洲社會迸發出前所未有的能量。
而在歐亞大陸的另一端，卻進行著相反的事情。朱元璋的社會理想，頗具烏托邦精髓。他統治的原則就是全麵的社會控製，把每個社會成員的一舉一動都嚴格控製在政府權力之內，以徹底杜絕任何不安定因素。朱元璋把全國變成了一個大村莊，取消了多元和層級發展的可能，由官僚包辦一切事情。在他的統治下，大明社會變成了一個大監獄，各級官員都是獄卒，所有百姓都是囚犯。百姓稍有逾越，懲罰立刻劈頭而來：“充軍”、“斬首”、“亂棍打死”……如果把異族建立的元朝視作中國曆史發展的一個意外，那麼作為一個漢人政權，朱元璋直接繼承的是宋代，朱元璋自己也宣稱他的奮鬥目標是“山河奄有中華地，日月重開大宋天”。然而明朝和宋朝的基本走向，卻是恰恰相反的。
宋朝是一個非常富於“現代”因素的朝代。
大部分人認為中國的極盛出現在唐朝，而宋朝通常被認為是一個衰弱的朝代。然而從經濟角度來看，唐朝與宋朝根本不在一個數量級上。拿國家財政收入來比較，宋朝國家財政收入是唐代最高額的三倍。
更具說服力的是財政收入的構成。中國曆史上絕大多數時期，農業稅是國家收入的主體，而宋朝時，工商稅收占財政收入的70%，農業稅隻占30%。這說明宋朝的財政收入不是靠加重對農民剝削，而是由於工商業繁榮、生產力提高的結果。
孫基隆在《鳥瞰中國千年史》中說，宋朝鋼鐵工業高度發達，大型企業通常會雇傭數百名全職的產業工人，而政府的兩處軍工廠聘用工人數多達八千人。華北的鋼鐵業以1078年為例，達年產一百二十五萬噸的水平，而英國於1788年亦即工業革命之始才不過年產七萬六千噸。
宋朝采礦業發達，信州鉛山的一個銅礦就有十餘萬礦工。煤已經成為首都的主要能源。“汴都數百萬戶，盡仰石炭，無一家燃薪者。”除此之外，宋代礦冶、造紙業、製瓷業、絲織、航海業也高度發達，長江兩岸，貨棧林立，廣州、泉州和福州的商船遠航阿拉伯、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日本。作為經濟發達的一個標誌，宋朝鑄造的銅錢超出唐朝時的十倍以上。宋神宗時年鑄幣量五百萬貫，而唐朝極盛的玄宗朝年鑄幣不過三十二萬貫。宋朝還發明了紙幣，出現了銀行和支票這類非常“現代”的金融工具。
網絡作者“Jiangpub”在流傳極廣的一篇文章《中國的大宋，世界的美國》中說，從某種意義上說，宋朝在世界上第一個采取了類似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調控手段，王安石則是世界上第一個試圖對全國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經濟專家。
由於其雄厚的經濟實力，宋朝也是中國曆史上唯一一個長期堅持募兵製的王朝。宋朝以巨大的財政收入供養數量眾多的軍人，在很大程度上屬於轉移支付或者社會保障的性質，是政府在為國家由農業社會轉向工商業社會付出代價。西方“近代化”的標準，例如市場經濟和貨幣經濟的發達、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與文化的世俗化等等，宋代的中國都已經出現，比西方提早了至少五百年。
美國比較曆史學家麥克尼爾在《權力的追求》中說：“本書的假設是：
中國在一千年前後轉向市場調節的行為顛覆了世界史的一個關鍵性的平衡。
我相信中國的例子啟動了人類的一個千年探索，去發現在協調大規模行為這一點上，從價格和私人或小團體（合夥或公司）對私利的看法出發，會有些什麼成果。”
在“現代”的經濟和社會結構基礎上，宋代的人文精神也實現了突破。
宋代是中國曆史上少有的“不殺大臣”，與士大夫共天下的朝代。宋代的文學藝術作品裏，洋溢著前所未有的生活氣息和個人尊嚴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