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上癮和毒癮是那樣相似，隻有劑量越來越大，才能滿足他不斷增長的要求。於是，恭維之詞越來越誇大，越來越離譜。由於缺少文化，那些在別人看來誇張得可笑的言辭他卻受用無比。他生怕別人發現自己的底細，其實他也生怕自己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底細，於是他隻好變本加厲地虛張聲勢，構建一個高大完美的自我。
然而，這種外來的支撐畢竟解決不了根本問題。魏忠賢不是徹底的白癡，所以他的內心經常在兩極之間搖擺。有時他覺得自己真的像別人所說的那樣無所不能，天生聰明，洞察一切。有時他又覺得自己其實一無是處，不過是個廢物。
和他的謀士們比起來，他明顯感覺自己腦瓜不夠用。這種情形多麼像一個酒精中毒者的表現，他們一會兒可能上了雲天，擺出一副崇高的姿態，做出許多宏偉的許諾，可是過了一會兒就可能變得怯懦絕望，卑躬屈膝。
有一次，他的心腹不小心說了一句“外官謅哄老爺”，竟引得他“垂首冷笑，長籲短歎，切齒曰‘原來天下人都是謅哄虛譽我’”，並且因此數日稱疾不起。仆人一句不小心的話竟然就打破了無數次讚頌支撐的心理平衡。
由此可見，魏忠賢的內心其實是何等的脆弱。
造神運動
為了拯救自己，魏忠賢采取了兩種策略：一種是繼續加大劑量，服用恭維；一種是全力鎮壓反對者，草木皆兵。
明朝的特務組織在曆史上是極為著名的，這是由於明朝皇帝大多具有病態的好奇心，喜歡窺視臣民們的隱私。為此他們建立了一個龐大的特務組織，由東廠和錦衣衛組成，人數多達十數萬。天啟三年（公元1623年），魏忠賢出任東廠提督太監，在這個位置上，他才真正發揮了自己的特長，幹得有聲有色。
由於意識到了自己統治的不合法性，意識到了社會上的巨大反對力量，所以他把特務組織的力量發揮到了極致。一方麵，是為了在全社會製造一種普遍的恐怖氣氛，讓所有人都不敢亂說亂動。另一方麵，則是為了用無孔不入的偵察手段深挖潛在的政敵，防患於未然。
有一個故事廣為人知：朋友四人在密室飲酒，其中一人喝多了，大罵魏忠賢。另三個人不敢附和，僅瞠目而已。這時，東廠的特務突然破門而入，當即把四人抓到魏忠賢處。罵人者被活活剝皮，其他三人因為沒有附和而得到了獎賞。
這個故事非常傳神地突出了魏忠賢朝代的社會氣氛，真實情況相去無幾。“道路以目”這個詞用於描寫當時的恐怖氛圍已不是虛指，而是實指。
天啟六年（公元1626年），一位蘇州官員朱祖文因事進京，將入都途中及京城內外的見聞寫成《北行日譜》一卷，生動地反映出當時社會惶悚恐怖的情狀。他入京途中和在客店內都遭到了特務突如其來的檢查，行李被翻了好幾遍。進京後，他連續走了幾家朋友，求住一宿，沒有一個人敢答應他。
其中一人，見他上門竟失聲道：“此乾坤何等時，兄奈何自投此地？”可見當時恐怖氣氛之深入人心。
在全社會都戰戰兢兢誰也不敢亂說亂動的同時，一個聲音越來越響，那就是對魏忠賢的頌揚。這種頌揚變得越來越離譜了。在魏忠賢授意下寫成的諭旨中，充滿了對他本人的褒獎頌揚：他稱讚自己“一腔忠誠，萬全籌劃。
恩威造運，手握治平之樞；謀斷兼資，胸涵匡濟之略。安內攘外，濟弱扶傾”，他還說自己是“獨持正義，匡挽頹風，功在世道，甚非渺小”。
別人的吹捧當然比這還要肉麻許多倍。大學士馮銓（quán）在為魏忠賢祝壽的詩中，竟然把他說成是“偉略高伊呂，雄才壓管商”，簡直是古往今來第一偉人。到後來，國子監監生集體上書，要求以魏忠賢與孔子並祀，並說他“複重光之聖學，其功不在孟子下”。
文盲魏四做夢也沒想到，自己居然取得了與孔孟並尊的地位！對這類乖張的溢美之詞，魏忠賢全都欣然接受，而且對諛頌者大加獎賞。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到後來，這場崇拜運動發展到了這樣的地步，帝國各地紛紛為魏忠賢造起了生祠。古往今來，從來沒有人受到過這樣的待遇。各省為了討好魏氏，造成的生祠壯觀遠超什麼嶽廟、關廟。
河南省城開封為了建造生祠，強拆民房兩千多間，建成後前後九重，乃天子之數。延綏的“祝恩”祠，完全是皇帝專用的黃琉璃瓦為頂。祠內的魏忠賢像都是沉香木雕成，門口貼著這樣的對聯：“至聖至神，中乾坤而立極；多福多壽，同日月以長明”。建成之後，各地總督巡撫還要到祠中五拜三叩，口呼九千歲，沒有哪一個活著的皇帝受到過這樣的尊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