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有錢財的人畢竟不多了，於是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吃人的現象。《五馬先生紀年》載，清兵入四川之後，地方秩序恢複，傅迪吉因事由簡州赴成都，親眼看到吃人。他記載，一路都是饑荒景象。
“宿譚家場，這裏還有人家。見到有七八個人，餓得將死，睡在板上，時而張（手），時而睜目。明日，翻山到了毛家坡，見溝下有煙，我於是令人到那裏討火，正撞住殺人吃，我的仆人將吃人強盜鎖綁來，問他們肉從哪來，他們說從賀家場弄的。讓他們帶路到賀家場，見有七八人，搜出一大袋人肉包。將一少婦打起，問：‘你們何故殺人吃？’她說：‘我們有何本事殺得人！是公婆將死，去與申從天、申從文弟兄買來。’餘問：‘怎麼買來？’答以：‘一兩銀五斤。’”
吃人之事，在彼時的史料中記載甚多。再引歐陽直的親身經曆：
“我在軍營中聽說外麵有吃人的事，我還不信。不久，隨撫軍馬公駐內江，鄉紳範文英的弟弟帶著他母親來求糧食，馬公給了他幾升米，不料回家的當夜就被鄰居把糧食搶走，又把範的弟弟殺了吃了。”
及到後來，歐陽直自己也免不了吃人：
“後來我路過威遠的時候，遇到十數個饑人。他們叫我們過去和他們同路走，我們不敢過去。他們大聲喊叫說：‘你們走也走不遠，不如留下兩個給我們當糧食吧！’我們繼續前行來到一個村子，見一家屋裏有冷肉一鍋，大家爭吃一空。等進廚房看時，才看見烹熟一個無發小兒，人頭及人皮和內髒都在一邊，原來我們所吃的，是人肉。”
平民如此，軍人們何嚐不是如此。順治四年（公元1647年）十二月，清總兵馬化豹在報給上級的塘報中說，他帶領的清兵：
戰守敘府（宜賓）已八個月，敘屬府縣止催稻穀四十八石、粗米八石，何以聊生？……凡捉獲賊徒，未奉上級命令正法，三軍即爭剮相食。
地方土豪武裝更是如此。歐陽直《蜀亂》記：“又，合陽土豪李調燮，曾對我說過，他們集合士兵紮寨時沒有糧食，每發兵捕人，謂之人糧。凡拏到人口，選肥少者付廚下，餘者係瘦，乃給兵士，烹宰時都按殺豬殺羊的辦法。”
而四川本地的起義軍中，甚至有純以人為糧者。《五馬先生紀年》載：
栽秧完，突又遭搖黃賊自河東來。其賊馬步兵俱有男婦俱有因無糧，全殺人以為食。痛哉，此番之慘較百倍於前矣！
第二重災難是“搖黃”起義軍。
“搖黃十三家”原是四川本地的十數股農民起義軍，他們糾集在一起的目的，從其各部首領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來：“爭食王”“奪食王”“闖食王”……這不太像陝西大亂初起時，各農民軍首領模仿《水滸傳》風格起的那些外號，倒頗有些《西遊記》中魔王們“獅駝王”之類稱號的風采，而其所作所為也頗似食人魔王。他們稱首領為“掌盤子”，內部有一套行話：稱殺人叫“折割”，鎖人叫“帶線”，埋伏叫“卡子”，與土匪似乎區別不大。
《南明史》說，他們“後來同當地官匪糾結，變成一種不倫不類的武裝”。他們有時與各地小股土匪結合，有時又受雇於官兵，為其打土匪。
雖然他們規模沒有張獻忠浩大，但所作所為酷烈過於張獻忠。歐陽直《蜀警錄》載：
搖黃賊攻破長壽、鄰水、大竹、廣安、嶽池、西充、營山、定遠各州縣，城野俱焚掠，炮烙吊拷後，盡殺紳士及軍民老弱男婦，擄其少婦幼子女人入營，所獲壯丁用生濕牛皮條捆之，交其麵背糧，無人得脫，積屍遍地，臭聞千裏。
張獻忠敗亡後，他們聲勢大振，可惜此時四川財富已經淨盡，他們隻好全軍以人為糧。歐陽直評論說：
“張獻忠部軍紀嚴明，他們殺人，是在執行長官命令，至搖黃賊營內沒有軍紀可言，隨軍小孩子都可以擅自殺人，他們是逢人便殺。我後來被搖黃賊擄入營中，親眼見到他們每把小兒拋向空中，下麵用長槍接住，使小兒穿在槍上，手腳抓刨如同飛翔。眾軍人哄然大笑。又見他們將人活綁在樹上，剖開肚子挑出腸子，纏在這個人身上，以為笑樂。又見將小兒提起來，用頭撞鍾，腦漿四濺，拍手稱快。如此慘虐，遠甚於張獻忠。”
第三重災難是官兵。不管是南明的“官兵”，還是清軍，到了這個軍糧匱乏的四川都得靠搶糧為生。明朝官兵在他省時即軍紀敗壞。
明朝末年，軍官的腐敗甚於地方官，他們吃空額，扣軍餉，明目張膽；軍人的殘酷暴虐，也往往甚於土匪，不但搶劫財物、奸淫婦女、濫殺無辜，甚至還有吃人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