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尊敬真正的軍人。在後來的鄭荷之戰中，荷蘭人記載，有一個荷蘭士兵在鄭成功軍前表現出了不凡的勇敢：“馬摔倒了，敵人（鄭軍）追到時，他仍奮勇抵抗，手持卡賓槍拚命射擊，直到因傷勢過重而死去。國姓爺知道後，認為他是一個勇敢的戰士，下令厚葬，全軍放禮炮致敬。”
這種視榮譽重於生命的理想主義，正是明末的中國人所極為缺乏的品質。春秋以降，在日益嚴密的專製權力的不斷挫辱下，中國人日益軟熟圓滑，英雄氣質不斷從這個民族體內消散，實用主義越來越向著苟且、醜陋的方向發展。
“生命尊嚴”和“生命質量”已經成為不可兼得的魚與熊掌，一些人徹底放棄生命的優雅，選擇了生存重於一切的動物化生存。另一些人雖然不想放棄道義責任，但被專製教育侵蝕得單薄僵硬的生命，不足以承擔“英雄主義”的理想，“英雄主義”在他們那裏已經異化成那些手無縛雞之力、迂腐教條的書生們“平時袖手談心性，臨難一死報君王”的可笑表演。
隻有鄭成功重新接續起了春秋傳統，把“榮譽”放在了“生命”之前。
然而，鄭成功的英雄主義卻不是建立在“拚一死以成名”的簡單人格設計之上。“果敢剛毅，傳之自母”這個史評之前，還有一句“權謀術數受之於父”。畢竟，他是成長在一個軍閥之家，從小讀兵書長大。父親的精明、現實，在耳濡目染之中漸漸溶入他的血液。
從二十二歲起，鄭芝龍就有意識地安排他親曆戎行，參與了許多軍事指揮活動，使他得以遍知人之情偽。所以，鄭成功的剛烈是一種有彈性的剛烈，鄭成功的理想主義是以現實主義為兩翼的理想主義。他既有血氣，又有操作的能力。這就注定他不會像黃道周、瞿式耜（sì）那樣能言不能行，隻能做曆史上空一道短暫的流星，鄭成功會留下重重的一筆。
“我來到的地方，我就一定征服”
中國史書崇尚簡約。那些鮮活的、包含著大量複雜信息的細節都被史家刪節淨盡，隻留下嚴格符合英雄定義的幾則條目。
我們得感謝荷蘭人。是他們為我們留下了關於鄭成功的幾筆生動描寫，使這個生活在三百多年前的民族英雄得以避免被臉譜化的命運。
經受慘敗之後，熱蘭遮城荷蘭“總督”揆一派出了兩名代表前來與鄭成功接觸。兩名代表詳細彙報了與鄭成功接觸的經過，這一彙報被載入《被忽視的福摩薩》。在其中，我們得以領略西方人眼中的鄭成功的神情風采。
兩名代表被領進大帳。他們小心翼翼地詢問鄭成功，為什麼對台灣突然發動襲擊。
荷蘭人描述說：“那個潛伏進來的海盜，不再問任何問題，就揚起眉毛，僵起下顎，很驕傲地說，他來，是為了索取福摩薩島，及島上建造的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的城堡，武力奪取或者誌願交付。因為福摩薩島靠近對岸的漳州，所以是屬於他的。”
兩名荷蘭人說，鄭成功要荷蘭人立刻投降，否則，就要在他們麵前下令，立刻攻擊普羅岷西亞城堡：“他揮手指指他的軍隊，指指普羅岷西亞城堡，很狂傲地說出褻瀆神靈的話（哦，真可怕！）：‘我能夠用我的力量把天地翻轉過來，我來到的地方，我就一定征服。你們已經看到，昨天你們的大船已經被我的戎克船燒毀了，隊長Pedel及所有他的士兵也在北線尾被殺死了……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荷蘭人，要避免用你們微小的兵力來對抗我強大的軍隊。’”
確實，五月初一的戰鬥摧毀了普羅岷西亞城堡內荷蘭人的信心。這個城堡內所有能作戰的人不足二百，在鄭軍的包圍下，飲水和食物供應都遇到了極大困難。經揆一同意，他們打算與鄭成功進行談判投降事宜。
荷蘭土地測量師菲力普·梅被任命與另一位測量師赫爾曼一起，作為談判特使去拜見鄭成功。梅後來僥幸活著回到了荷蘭，並且把他與鄭成功談判的過程記入了梅氏日記。
中國史書和其他資料中，關於鄭成功容貌舉止的記載極少，且歧義紛紜。有的畫像上，鄭成功濃眉重目，威武雄健，有的畫像則顯示鄭成功淡眉細目，狀如儒者。有的記載說鄭成功身材很高，在別的記載則說身高不及中人，弄得連後來塑鄭成功像時都不知如何取舍。
幸虧，梅氏留下了這本日記，使我們得以幸運地通過它，穿越三百四十年的光陰，直接觀察這位名垂史冊的軍人的音容笑貌。
五月初四上午，兩名土地測量師被領到了鄭成功的大帳之前。
梅回憶說：
“國姓爺坐在帳幕正中央的一張桌子後麵。桌子上鋪著刺繡得很貴重的桌巾。他身穿一件未漂白的麻紗長袍，頭戴一頂褐色尖角帽，式樣像便帽，帽簷約有一個拇指寬，上頭飾有一個小金片，在那小金片上掛著一根白色的羽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