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這樣，我從一個標準的“文學青年”為入口，走入曆史。曆史是社會學科的基礎，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你會不自覺地經過人文學科的各個房間。一路走來，通過寫作，我對這個世界有了更深更廣的認識。從一九九六年到現在，我的思想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對社會，對曆史，對文化的認識，許多方麵都進行了自我顛覆。而這一脫胎換骨的過程，其途徑正是由於寫作。
寫作也給我帶來了現實的“利益”。一開始，為了不致招人誤解，我的寫作是在地下進行。而發現“作家”已經成了異類之後，我更把發表的東西埋到抽屜深處：沒有可以交流的對象，總要好過那些言不由衷的文不對題的“讚賞”。後來一個偶然的機會，行長王毅讀了我寫的幾篇東西。行長雖然文憑不高，但是興趣廣泛，知識麵頗廣。更主要的，他們那一代人還認為，寫作是一件大事，好事。他說，你是個寫東西的料，我給你創造個寫作環境。
於是，他把我調到了市行營業部，因為營業部主任董慶毅（前年他因車禍去世，願他在天上平安快樂）為人開通大度。在他和行長的默許下，我一周隻需上班一兩天，其他時間，可以在家裏正兒八經地當“作家”。這自然是寫作給我帶來的幸運。每天早上六點半，起來跑一圈步，回到家裏，洗個澡，聽一樓人都走空，泡一壺茶，撳開電腦，看著茶煙升起，聽著電腦“沙沙”的啟動聲，整個房間就像古墓那樣安靜。每當這時我就深深感謝世界，對我這樣寬容。即使寫出來的東西永遠都不能引起關注，但能一直享受這樣的書房生活，我也就心滿意足了。
十一
不過，寫作另一麵的快樂畢竟是傳播和交流。每一個碾玉人都希望他的玉觀音能有人欣賞。更何況毛文化中成長起來的人都有點“文以載道”的老套想法。
一個意外的機緣，使我發現了另一條接近讀者的路。那是一九九九年底，我到北京出差，因為《鴨綠江》主編劉元舉先生介紹，認識了時事出版社工作的沈陽人祝勇。祝勇知道我在寫東西，讓我發幾篇給他看看。
過了幾天，祝勇給我打來電話：我想給你出本書，行不行？你的水平完全可以出一本書，而且我估計書可能賣得很好。
於是，在二OOO年一月一日，我的第一本書《千年悖論》出版了，彙集了我寫作初期的大部分作品，其中主要的當然是“曆史文化散文”。說實話，在此之前，我從來沒有考慮過出版的可能性。因為在我看來，出書實在是比在雜誌上發表作品重大得多的事。在我的印象中，一個人一般要人到中年，德高望重，作品積累到一定數量了，才有可能出一本書。因此，雖然稿費隻有每千字三十，雖然封麵做得有點不倫不類，我還是感覺很興奮。
這本書起印五千冊，出來後很快就淹沒在眾多新書當中。雖然不久都賣光了，但是在讀書界沒有引起什麼關注。
不過令我高興的是讀者卻有了反饋。讀者大部分都是大學生，奇怪的是，他們幾乎都是在大學圖書館讀到的這本書。有幾個大學生給我來信說，這本書“顛覆了他們的大腦”，“千年悖論，讓我們覺醒，第一次從人的角度來考慮這些曆史人物的種種作為”。
我很高興這本書能觸動一些人，能讓他們感受到我的憤怒、驚訝、感慨、激動，能顛覆他們對曆史的一些成見：這正是我在書房裏不懈敲打的目的。
我發現，出版是將自己的寫作抵達讀者的大路。出版的傳播力比在傳統文學雜誌上發表要大得多，有效得多。今天的文學期刊，讀者群基本已經淨化為“純文學讀者”。雖然一開始我走的是“文學之路”，但其實我的作品並非標準化的“文學性寫作”，我寫的雖然都是曆史，但是離現實可能比大部分小說都要近。它們的讀者，更多在文學期刊的訂閱者之外。而且最關鍵的一點是，出版社的編輯與文學期刊的編輯完全不同：大部分出版機構都需要賺錢養活自己，因此特別在意一本書的市場反應。與文學期刊疏離了社會不同，出版業已經相當市場化，編輯們睜大眼睛尋找每一位有讀者的作家。
所以，除了第二本書的出版頗遇艱難外，我的書出版都非常順利。特別是第三本書《大明王朝的七張麵孔》出版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