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當然興奮。我當然激動。我等著更多的反響，對我到那時為止自認為最好的一篇作品的反應。
沒想到，何清漣的這封信居然成了絕響。在那之後，我再也沒有收到過任何來自文學刊物的讀者的反饋，更不用說什麼評論家或者文學權威的反應了。單位圖書室的那本《鍾山》，似乎也從來沒有人借閱過。我費盡全力，朝湖水裏扔了一塊大石頭，然後側耳傾聽：半天過去了，毫無聲響。
原來湖不在那。
直到這時，我才恍然發覺，“八十年代”已經逝去，世界已經變了。
八十年代一本文學刊物，動輒幾十上百萬的銷量。連東北邊地的《鴨綠江》，發行量一度都達到四十萬冊。“一本《十月》或者《當代》，往往先在大學宿舍間流動，然後可能在理發店、醫院病房、工廠車間、商店櫃台之間持續作布朗運動；也可能是從表哥到表妹到表妹的男朋友到男朋友的班主任……直至消弭於無形。”僅僅十年後，這一情景已經恍如隔世。某位主編說，“你不能去問一個詩歌期刊的主編，他的雜誌發行有多少冊，這就像問一個女人她的年齡一樣。”
文學不再能帶來轟動效應，不再能改變一個人的命運，所以，那些最有才華的人不再從事文學了。他們去從政、從商，去做個循規蹈矩的白領，都比做文學青年靠譜。許多才華正盛的作家，都紛紛轉行去給導演們打工，寫電影、電視劇。“文學”變成了小圈子的事。一般來講，你發表的作品，隻有編輯以及你通知到的幾個同行會讀。
與上兩項變化互為因果，大部分文學也告別了社會，告別了讀者，僅僅成為一種有氣無力的慣性。八十年代，文學替全國人思考，為全國人啟蒙，指點江山、激昂“鬥誌”。如今，文學變得“純粹”了，但是也純粹到了水至清則無魚的境地。
也不能說我沒有得到過反饋。在得知我發表了一些東西後不久，建行的某位科長曾經鄭重其事地和我探討過“寫作”這個話題。據他理解，在作家當中，寫散文的尚屬正常，寫小說者都是準精神病患者，而寫詩則是一個人精神有問題的確鑿證據。
同時，我全力寫作的年齡正是一個中小城市青年找對象的關鍵時段，“不好好上班”、“寫小說兒（人們管文學雜誌上的東西一律叫做小說）”
不但沒成為我吸引未婚女青年的招牌，反而成了我不是一個好的婚姻對象的證明：這證明我不會很好地沿著副科長、科長、副處長之路攀登，反而有成為浪蕩之人的可能。在我逃離了“行長秘書”這一職位後，這一征兆更為明顯。而回首我的大學同學，大部分已經混成科長，有的已經是副處長、處長，更有人已經成了億萬富翁。
十
奇怪的是，了解了這一事實後我並沒有過分沮喪。做為一個小城市裏的普通大學畢業生，我的理想如同橡皮筋一樣可長可短，可大可小，可以想入非非，也可以在第二天早上就忘掉。雖然不能憑寫作“功成名就”，但是我發現了並且習慣了寫作的快樂。
寫作是痛苦的。寫作需要將自己調動到最活躍、最興奮、最有力量的狀態，才能隨心所欲地驅策胸中萬物，才能接近理想中的完美狀態。因此寫作者必須擁有特別強大的意誌力，需要無情地鞭策大腦。這種寫作中的完美主義壓得我喘不過氣來，不過離了它，我就得不到那種酣暢淋漓的興奮體驗。
寫作又是快樂的。我的性格是那種習慣和自己較勁的人。我想最適合我的工作也許是一個石匠或者木匠：安安靜靜地坐在一個不被打擾的地方敲打點什麼東西，使它以最合適的形態呈現出來。僅僅這一過程本身，就足以令人心滿意足了。
我越來越發現推動我寫作的動力是好奇心。我們被告知的世界，和真實的世界，差距之大如同兩個星球。而曆史這個領域這種差距更是明顯。大學期間在大連市圖書館閱讀曆史材料時，我不斷地驚訝、驚歎乃至驚呼。把這種驚訝表達出來，其實就是我寫曆史的最初動力。曆史寫作對我來說是一次旅行和探險：在故紙堆中，你隨處可見蛛絲馬跡。沿著這些線索前行，擦去曆史碎片上的塵埃和塗飾，小心翼翼地拚接在一起，你會發現曆史的麵相與你的想象幾乎完全不同。一開始，我關注的是曆史中的人性。就像莫言在評價我的一篇文章中說，我關注的是人性的複雜。在曆史中，各種情節都已出現，人性的千奇百怪匪夷所思出人意料都表現出來了，我迷戀於觀察這種複雜性，迷戀於將一張又一張麵孔複原出來，得意地指給別人說：看，他原來是這個樣子！再後來，我的好奇心更多地轉移到曆史規律本身。我開始觀察農民起義、觀察中國人的盛世夢，觀察中國專製製度的起源……我驚訝地發現，我頭腦中那些習以為常的觀念，幾乎都是不準確的。比如，農民起義推動的主要不是曆史的進步，而是專製製度的進步；比如中國式的盛世幾乎都是建立在一個大衰世的基礎上，並且以衰世為結局；比如春秋戰國時的那些自由思想的大家，幾乎個個都在呼籲一個大一統的專製政權……我的這些觀察和思考，完全是野狐禪式的，遠離“學術範式”的，我的結論也許荒謬可笑，離題萬裏，但是我卻自得其樂。我的寫作完全是隨心所欲，信馬由韁。摒棄萬物，沉在書房中，一點點地梳理自己的思路，解答自己的疑問，結果就是敲打出一篇文章。那種遺世獨立的專注、單純而寧靜的感覺，確是一種巨大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