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陳果夫在重慶鍾山學社介紹國民黨黨史時說道，辛亥革命時期的同盟會力量，有三大主流，即兩廣，兩湖，江浙。黃花崗起義代表了兩廣勢力;武昌起義代表了兩湖勢力;此後的北伐，代表了江浙勢力。參見李白貞:《辛亥革命武漢戰事實錄》，原載《武漢文史資料》，1986年第3期。就兩湖而言，內部也並不統一，在湖北，文學社和共進會都是同盟會的組成部分，但是二者曆來就有很大的矛盾，在武昌起義之前主要表現在對會員的爭奪方麵，起義之後，在革命的領導權上又發生了矛盾。黃興雖然在名義上為湖北革命軍的總司令，卻與另一同盟會領導人孫武矛盾頗深。在軍事鬥爭中，各派軍事力量不能得到有效整合，這一點也是陽夏戰役中革命派失利的一大原因。
武昌起義後，湖北軍政府在10月份曾照會各國駐漢口領事:表示所有中國此前與各國締結之條約，皆繼續有效;賠款、外債照舊承擔，仍由各省按期如數攤還;居留軍政府占領地區域內之各國人民財產，均一律保護;所有各國之既得權利，亦一體保護;但是清政府與各國所立條約所許之權利，所借之國債，其事件成立於此次知照後者，軍政府概不承認;各國如有助清政府以妨害軍政府者，概以敵人視之;各國如有接濟清政府以可為戰爭用之物品者，搜獲一概沒收。
革命黨人希望起義得到西方國家的默認。
雖然英、俄、法、德、日各國領事秉承本國政府意見，聲稱"現值中國政府與國民軍互起戰爭"，"領事等自應嚴守中立"。其實各國政策搖擺不定，甚至試圖利用革命黨起義的機會進一步攫取在華權益。
以日本為例，據《日本外交文書記》載，日本駐漢口總領事鬆村貞雄在武昌起義的第二天就向外務大臣報告了武昌起義的消息，隨著日本駐中國20多個地方的總領事、領事也紛紛向日本政府報告了中國革命的最新動向。天皇甚至召開了元老重臣會議來商量對華政策。
在鬆村的報告中，他把革命軍稱為"暴徒"。武昌起義的第四天，日本陸軍省軍務局長特使田村大尉就在一份《關於對清國用兵問題》的意見書中表現得異常興奮，認為武昌起義是列強用武力幹涉中國的好機會。日本海軍省、日本參謀本部許多高級將領都主張武裝幹涉。日本駐華公使還對清政府威脅說:"在危急關頭，清政府如對既占地利又有實力之日本帝國不予信賴，則平定時局勢將不可設想。"《伊集院駐清共識致內田外務大臣電》，1911年10月28日，《日本外交文書選譯》，第53頁。10月24日，日本內閣召開會議討論對華政策，決定:以求對清國占有優勢地位，並許多方策劃，使滿洲現狀得以永恒持續。《伊集院駐清共識致內田外務大臣電》，1911年10月28日，《日本外交文書選譯》，第53頁。
危急關頭，北京的中央政府和湖北的革命軍政府都想獲得西方的支持，這就造成西方列強趁機向雙方要價，毫無疑問，兩方都會作出讓步，這就預示著無論哪一方最後成為勝利者，都意味著國家利益受到不可挽回的巨大損失。這樣的悲劇將在以後的中國曆史上數次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