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官員本是既得利益者和既有體製的維護者。但是，新政期間推行的中央集權政策以及官製改革，促使滿漢矛盾、中央與地方的矛盾空前尖銳。同時極權政治的不透明性也給革命黨人提供了很好的宣傳空間。汪精衛等人刺殺攝政王事敗之後，北京城內流傳的說法並不是革命黨如何雲雲，反而懷疑是清廷的內部鬥爭所致，"有謂係溥倫貝子謀篡位者;有謂慶王因與肅王有隙，故為此以害之者;又有謂(炸彈)係載洵、載濤兩貝勒，自英國帶回者，以包藥之紙，有倫敦字樣也。黃鬥寅:《庚戌年謀炸載灃別紀》，丘權政、杜春和:《辛亥革命史料選輯(續編)》，第81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革命黨人很成功地利用了這樣的猜測和不滿。
在這個驟變的時期，幾乎每個群體都有自己的政治訴求，而這些政治訴求又都不是以現有政府的必須存在為前提。清政府就成了各方矛盾的焦點，它推行的新政又沒能立即解決這一係列問題。哪怕一個偶然的事件就能讓各個群體不自覺成為政治上的聯盟，盡管這種同盟必將是短暫的、鬆散的。
甚至有人認為:"武昌起義，在某種程度上就是被謠言激發的一場兵變。"筆者認為這樣的說法未必是在貶低辛亥革命的時代意義，如果從另外一個角度考慮--正因為偶然事件就足以導致帝國覆亡，才證明了帝國統治本身的脆弱性。
這種脆弱性在清政府應對新軍起義的時候得到了很好的證明。其實，在武昌起義發生之前，清政府就已經陷入了應對危機之中。1911年10月9日，革命黨人孫武等在漢口俄租界寶善裏趕製炸藥時發生意外，起義計劃暴露。不過，從後來的處置看，湖廣總督瑞瀓並不想擴大事態，有兩條線索可為佐證:其一，在逮捕彭楚藩、劉複基與楊洪勝三人後，盡管進行了簡短的嚴刑逼供，但迅即當夜就將他們處決;如果地方政府欲順藤摸瓜，按常理應該繼續套取被捕革命黨人的口供;其二，在事發的第二天，即10月10日，瑞瀓即向中央政府報告案件經過，並為有關人員邀功請賞，大有巨浪過後複歸太平的意思。參見《瑞瀓報告破獲漢口俄租界革命黨組織電(1911年10月10日)》，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一輯)》，第167~168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瑞瀓甚至采納了很多擁護政府的新軍軍官的建議，準備銷毀繳獲的花名冊，對軍隊中的革命黨人不予深究。參見(美)周錫瑞:《改良與革命--辛亥革命在兩湖》，第217頁，中華書局，1982年版。
但是"清政府正在捕殺革命黨人"這一則傳言還是將事態再次引入白熱化。
瑞瀓的處理辦法與1911年10月19日的上諭精神是一致的，中央政府反複向下屬強調:"如搜獲逆黨名冊，立即銷毀，毋得稍事牽連，致滋擾累。"《宣統三年八月二十八日上諭》，中國史學會編:《辛亥革命》第5冊，第296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其次，當彭、劉、楊三位革命黨人被捕，並於當晚遇害後，這時，傳言已演變為"清政府正在按有無長辮捉拿革命黨人"，因為遭難的彭、劉、楊三位革命黨人皆曾剪去長辮。而在1911年10月10日清晨，另一位革命黨人同樣已經剪辮的30標排長張廷輔被捕。盡管這是彭、劉、楊被處決後僅有的一次逮捕行為，但更加證實了傳言的真實性。其實關於辮子的存廢問題已經納入了中央資政院的開會議決之中。
最後，甚至有人說官員們正在編製所有漢族士兵的花名冊，將以革命黨罪名逮捕並懲罰所有湖北新軍的漢族士兵。參見黃嶺峻:《關於1911年武昌起義的政治傳播學分析--謠言與革命》，原載《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6期。
而在當時政府公署的往還電文中，充斥著"人心浮動"的說法。在各種真假消息的刺激之下，京師已經是"人心惶惶，米價飛漲"，人們紛紛到銀行擠兌套現，以致"市麵買賣非現銀不可"。《宣統三年八月二十六日禦史史履晉奏折》，中國史學會編:《辛亥革命》第5冊，第417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清王朝統治已經搖搖欲墜。
作為今人，應該充分尊重前人的曆史選擇，這不僅是因為曆史不能再重演的原因，更因為無論革命派、立憲派，還是眾多無派無黨所倚重之人，絕大多數都是發自內心期望中國國富民強、揚眉吐氣，政見之不同在很多情況下所反映的隻是救國、強國之路的不同，真正的"漢奸""賣國賊"能有幾人?清王朝由辛亥革命推翻，有它必然不可逃脫的命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