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早期檀香山興中會的會員，除個別人外，大多數並沒有參加後來的革命運動，甚至隻有少數人知道孫中山的真正意圖並支持他的革命。參見林增平:《孫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原載《曆史研究》1987年第1期。興中會的基本群眾，是旅居海外的華僑和國內他們能夠影響得到的部分會黨。有學者對1894、1895年參加興中會的178人的身份背景作了統計，其中小商人96人，工人39人，會黨12人，自由職業者9人，公務員10人，農牧等6人，軍人4人，學生2人。而其中79%是華僑。章開沅、林增平主編:
《辛亥革命史》上冊，第90頁，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沒有一個企業主。參見馮自由:《革命逸史》第四集，第25~45頁，中華書局，1981年版。很顯然，這些人不是深深紮根於中國社會之中，而是遊離於傳統社會體製之外。
有學者研究表明，孫中山"主要是得到新知識分子強有力的支持而不是新興實業家們的支持，才成就了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大業。事實上，不僅在辛亥革命時期，包括在孫中山以後的政治生涯中，他從未得到過資產階級的有效支持。反過來，一個從未得到資產階級有效支持的政治家，也很難說他是資產階級或資產階級的代表。"據遲雲飛:《孫中山與晚清革命黨人社會背景的再認識》，原載《史學月刊》2003年第12期。
由此可見，支持孫中山的力量主要局限於華僑社會、激進知識分子、極少數資產者、會黨和部分受策反的軍隊。
然而，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卻擁有一件其他任何政治力量都不具有的政治宣傳利器--即同盟會的16字政綱。1905年8月20日通過的《中國盟會總章》，提出以"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宗旨。
但據學者茅家琦分析，同盟會的16字政綱並不切合變化了的晚清社會實際。在這種思想指導下，擁護新政、提倡立憲的漢人輕易就被斥為"漢奸"。孫中山認為以下人物是一脈相承的:"始有吳三桂、洪承疇以作俑，繼有曾國藩、左宗棠以為厲。今又有所謂倡維新、談立憲之漢奸以推波助瀾。"但是這一口號在反對清朝、建立民國的過程中到底起到了怎樣程度的作用，還有待學者們進一步研究。因為在孫中山發動武裝革命早期，所受的壓力不僅來自社會中上層人士，他們大多對之仇視，即使在他的家鄉，也視其為叛逆。
在革命黨人的軍事力量並不強大，政治基礎比較薄弱，宣傳口號並不切合曆史現實的前提下，他們通過自己堅持不懈、艱苦卓絕的努力還是取得了政治事業的階段性成功--立憲派人士最後的轉向具有很大的助推作用。
在立憲派群體中，除了不少人對現實不滿外，還有眾多立憲派人士恐懼這場民族內耗戰爭繼續擴大。東北、外蒙、西藏、新疆的形勢一步步告急，西方列強在盡力捕捉這一千載難逢的擴張機遇，這一切進一步刺激了他們的危機意識。同時，社會的劇烈動蕩也影響到了實業界人士的身家性命和經濟利益，而紛紛欲消弭戰爭，想得到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