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謇表現得十分明顯，湖北新軍起事之後，他力促朝廷大員鐵良、兩江總督張人駿等官員派政府軍援助湖北前線，但隨著局勢的發展，他轉而致電袁世凱，說:"今則兵禍已開，郡縣瓦解。環顧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無可為和平之結果，趨勢然也。"主張"與其殄生靈以鋒鏑交爭之慘，毋寧納民族於共和主義之中"。《張謇全集》第1卷，第183頁，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10天之後，張謇與伍廷芳等聯名致電攝政王載灃，希望他能拋棄個人利益，顧全大局，急流勇退:"旬日之內，望風離異者十有餘省。大勢所在，非共和無以免生靈之塗炭，保滿漢之和平。……立憲政體斷難相容於此後之中國。"《張謇全集》第1卷，第174頁，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在致另一位友人的信函中也說:"現在時機緊迫，生靈塗炭，非速籌和平解決之計，必致俱傷，欲和平解決，非共和無善策。此南中萬派一致之公論，非下走一人之私言。"《張謇全集》第1卷，第188頁，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可見，紳商立憲派最終傾向南北議和，更重要的是他們出於現實主義的考慮。
清政府曾於1911年11月14日發布上諭，派張謇、湯壽潛、譚延闓等人分任各省宣慰使，"迅速分赴各屬撫慰勸導，宣布朝廷實行改革政治宗旨"，想利用立憲派人士以求"內外相維，上下一心，共救危亡"。中國史學會編:《辛亥革命》第5冊，第308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但隨著局勢的發展，他們決定同王朝決裂，譚延闓、湯壽潛分別擔任了湖南、浙江省都督。
據茅家琦:《晚清"新政"與同盟會"16字政綱"》，原載《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又社科版》2001年第5期。
而當時的社會結構中，最龐大的無疑是農民群體，他們對革命黨人的起義推動作用更加不能忽視。在和平年代，農民滿足於現存秩序和現狀。在清末新政期間，戰爭賠款以及新政所需的巨額經費大大加重了他們的負擔，繼太平天國運動，他們對當局的不滿情緒再次高漲。無論對於革命黨的共和主義，還是對於立憲派的君憲主義，都因為距離其生活太遠而幾乎是漠不關心，也無力關注，也就很難說他們對革命黨的共和主義有深刻的認識和認同。而革命黨的排滿宣傳，影響最為廣大的恰恰是這個最為弱勢的群體。辛亥革命期間，在武漢地區傳唱著"湖北翻了天，犯人全出監，紅衣滿街走，'長毛'在眼前"的歌謠。轉引自章開沅、林增平主編:《辛亥革命史》下冊，第9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從這則歌謠中我們可以窺見廣大人民群眾對革命起義的理解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