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學發展的曆程中，史詩是有特定的形式和內容的，它是古代敘事詩中的長篇作品，它往往敘述偉大的曆史事件，征戰、遷徙和英雄的豐功偉績，大多充滿幻想和神話色彩。
隨著社會的進步和人類文明的多元化發展，史詩已逐漸失去它的文本形式，但史詩性的特征，卻在長篇小說中找到了更為適當的生存環境。具有史詩特征的長篇小說，往往具有容量巨大，人物眾多，矛盾複雜，情節曲折的特點，大多能反映一個時代或一個曆史時期社會生活的若幹方麵，不但能給人藝術的愉悅，也能啟迪人們對曆史作深沉反思。
青年作家馮飛的長篇小說枟大清血地枠，就有著史詩性作品的特征。這部以鹹豐、同治年間震動朝野的“貴陽教案”為背景的長篇小說，把那個時代貴州的軍政方略、民族關係、官場隱私、紳耆傾軋、市井心態，都描繪得十分真切，加之作者注意地域環境的描繪，把當時的民風民俗，曆史掌故，人文方誌，旅遊趣聞，都用曆史的視角一一複舊，即使如侗戲起源和湘軍興起這些附著性的描寫，都顯得極有分寸和學養，給讀者增添了許多知識和興味。
枟大清血地枠不但宏觀把握了第二次鴉片戰爭以來，特別是喪權辱國的枟中英北京條約枠和枟中法天津條約枠簽訂後，貴州民眾的激憤心情，以及社會各階層用被理學和經學濡染成習的複雜觀念對抗用堅船利炮送來的天主博愛觀念，並把這種中西文化的觀念對峙提升到國家危亡不容坐視的義理層麵，“貴陽教案”的引發，便是這種對峙的具體表現。枟大清血地枠的成功，不僅在於它對曆史背景和宗教衝突的忠實展述，重要的是，它通過宏偉的曆史畫卷，刻畫了一係列血肉豐滿的人物形象。如貴州巡撫田興恕和蔣遠，民團首領趙國澍，好官戴鹿芝，義軍首領何德勝，天主教主教白斯德望、胡縛理，以及幕僚錢登選、冷超儒、張茂萱等，都各自有著鮮明的性格特征。整部小說，有名有姓的人物接近兩百人，僅清廷省以上的官吏就有二十餘人，其中也寫到沈從文的祖父沈宏富的戰績。有些人物如田興恕、何德勝等，在曆史小說的人物長廊中，都是較為陌生而又令人難以忘卻的。
在當代小說的百花園裏，當然要允許“個人”的敘事體係，即所謂大路朝天各走半邊。枟大清血地枠在故事和人物的描寫上，既借鑒傳統手法又不墨守成規。作者借助曆史意識與悲劇意識的雙重視野，把作品的“可讀性”，當做引導情節並進的雙槳，作者沒有把“史料”淹沒在對往事的複現層麵，而是和“詩意”有機熔鑄，這樣，作者的主觀激情便通過詩意視角得到了略示和寄寓。而馮飛呼喊的“我愛，我苦，我哭，我痛”便成為有所依傍的心靈感應。
馮飛把他的枟大清血地枠稱為“紀實體曆史小說”，並宣稱：“曆史的殘忍使我不願戲說，不敢戲說也無權戲說！”
馮飛的高祖父馮開良曾是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的貼身護衛。
１８６３年夏，當這支太平軍在四川大渡河麵臨全軍覆沒的絕境時，馮開良僅十四歲。石達開於心不忍，因而故意支遣差事，讓馮開良僥幸逃生。後來，馮開良流落西藏等地十八年，直至光緒六年才潛回老家遵義，並策動了發生於光緒年間的“遵義教案”，率眾搗毀多座教堂，打死兩名傳教士，驚動了慈禧太後，慈禧太後連發數道聖旨，責令地方官吏及早破案……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中期，馮飛據此寫了中篇小說枟河東河西枠，小說發表後獲得好評。此後，經過近十年的準備，馮飛查閱了大量的史料，采訪了許多知情老人，並到川、湘、黔三省許多地方實地踏勘，有了充分的積累，才寫出這部極具曆史縱深感的長篇小說枟大清血地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