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誌勇副教授的《新軍與辛亥革命論略》一文，雖然是一篇更新話語係統的好文章，但可惜，他偶爾也冒出一句“資產階級革命黨人”的話。我想以他的理論思辨模式，讀了我的文章，一定會把“資產階級”四個字圈掉，圈掉這四個字，於他的大作，毫無損傷。
許憲隆教授、韋甜講師的《民初西北軍政舞台的“變臉”藝術》，給西北馬家軍新生代定義為“資產階級新軍閥”。兩位先生顯然是經過研究，並進行了證明來定性的，所以，這一判斷，對他們來說，不是作為套話來運用的。但給新軍閥定性為資產階級是有問題的，我們不能僅僅根據他們經營了一些現代企業，輸入了一些現代觀念，就可以給他們戴上一頂資產階級的帽子。軍閥的本質是家族性、私兵性、專製性，基本上是封建性的。如果以此定性，從袁世凱起的中國近代軍閥，都可以戴上一頂資產階級的帽子，更無論國民政府時代的各派軍事係統。如果說，中國的資產階級具有軍閥性，那麼他們還會發動民主革命嗎？這在理論上會造成很大的矛盾和困惑。對於中國近代各派軍事係統的社會屬性的研究，是個複雜問題，必須采取謹慎的態度。
劉曼容教授的《論孫中山仿效西方模式革命中的獨特性創造》一文，運用的是傳統的話語係統，還新加了一句“中國特色”的斷語：“具有中國特色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道路。”我們是否要給自己下一句“具有中國特色的曆史學家”的定義？其實，我們是中國的曆史學家，當然會具有中國特色。
當然，許多學者已經擺脫了陳舊的分析模式，不再用套話來支撐自己的理論框架，在實證研究中實事求是地論述相關問題。這是中國學者的進步。或許我的上述分析有失公平，過於吹毛求疵，許多文章確實是好文章。我是希望學者們建立起一個更具獨創性的學風。問題不在於學者們是否堅持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觀點，問題是要認真進行證明，而不是人雲亦雲。同時，新的證明也不應該沿襲原先籠統的大帽子，而應該有分寸感，仔細地分解辛亥革命的複雜組成。我所擔心的是，中國學術的傳統是為聖人立言，學者擺脫了土套話，擺脫了土聖人、土賢人的框架，換來一個洋聖人、洋賢人的洋框架，一個許多人讀不懂的洋話語係統。話語係統變了，而思維方法沒有改變，自己的創造欲望仍然被埋沒了。我不懂外語，對洋話語係統基本不懂，難以作出評判，隻能憑直覺說話，敬請內行教正。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