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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題的深入(2)朱宗震新華出版社
台北朱浤源研究員雖然隻是在注釋中引述郭世佑教授的觀點，但還是值得重視，郭教授指出了一個更具體的研究方向：“關於辛亥革命推動者的成分，郭世佑有精辟的分析。他說：我們與其談論辛亥革命的階級基礎，還不如談論辛亥革命的社會基礎，弄清楚會黨、新軍和部分激進的新式知識分子同辛亥革命之間的內在聯係，而不把會黨、新軍和部分激進的知識分子籠統地掛在資產階級的招牌之下，既近乎張冠李戴地談論資產階級的反清革命精神，又抱怨資產階級的妥協性與軟弱性，隻是在抱怨資產階級的妥協性和軟弱性時才臨時拋開會黨、新軍和部分激進的知識分子，才想起那些著重錢袋和秩序的資本家。”其實，郭教授提出的課題並不簡單。例如，知識分子的問題，我們既然不能再簡單地根據他們讚成共和這一點就扣一頂資產階級的帽子，就必須重新審視知識分子的思維和行為的社會屬性。會黨和新軍的分合在辛亥革命前後很複雜，他們的非現代社會屬性以及在社會動蕩時期的功能也很複雜，需要深入的分析研究。至於資產階級，我們也不能再籠統地把他們和西方的資產階級同樣看待。陳爭平研究員支持華中師大學者的新分類，認為“對‘紳商階層’的分析，有助於我們加深對辛亥革命前中國資產階級組成的認識。”既然是一批儒商，也就是政治化的商人，他們就和西方新教倫理開拓出來的個人主義商人不同。
張玉法研究員指出：“日本學者市古宙三認為辛亥革命沒有新義，推翻滿清、建立民國，有如中國曆史上的朝代循環，很少有學者同意他的觀點。”說辛亥革命沒有新義，缺乏根據，但對於新和舊的更新程度和速度，這不僅指非革命的集團，而且指革命的集團，有必要重新審視。由於要維護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三級社會發展階段的理論，或者維護國民黨的繼承辛亥革命的三民主義的正統地位，因而誇大了辛亥革命的發展程度。“文革”後，有些學者因為重新審視被湮沒的理論，誇大了當時對西方理論理解的深度和傳播的廣度，有必要在新的研究中予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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